托洛茨基主义与 斯大林主义的对立

以下文章系翻译自《斯巴达克派》（英文版）67期（2022年8月）。自从本文撰写以来，大规模抗议席卷中国，我们捍卫这些抗议。大规模抗议的压力迫使斯大林官僚机构改变了其反动的“清零”政策。这是斯大林主义曲折路线的特征。正如我们在文章中所写的：托洛茨基主义对工人国家的捍卫——无论是在疫情、战时还是任何其他危机中——是基于以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推翻反社会主义、官僚中共集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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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发生了世界上一些最残酷和反乌托邦式的封锁，数以千万计的人经历连续数周封锁，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并且还不断遭到警察的镇压。中国调动资源抗击病毒的场景也最令人印象深刻：医疗设备的生产大幅增加，医院在几天内建成，成千上万医务人员被调往风险地区。

这凸显了中国的深刻矛盾本质，中国并非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畸形的工人国家。一方面，1949年的革命将中国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了计划经济，那场革命的成果至今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另一方面，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压迫工人阶级并削弱了这些成果。随着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威胁，以及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接近沸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形成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在疫情期间努力争取能推动中国工人以及整个国际工人阶级事业的纲领，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左派在这项任务上已经彻底失败。在疫情的最初阶段，中共的严格封锁、旅行禁令和大规模检测的“清零”政策是从斯大林主义者到社会民主主义者再到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全体左派的榜样。鉴于全世界腐朽的资产阶级完全没有能力正确行事，中国的官僚在国际上被誉为指明了道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也不例外，在此值得长文引用我们在“中国动员遏制冠状病毒”（《工人先锋报》[Workers Vanguard] 第1171号，2020年3月6日）一文中的内容：

“起初尽管存在官僚惰性和彻底的瞒报，北京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遏制疫情，采取的措施包括隔离、对大约6000万人实施的区域性封锁、严格的旅行限制以及关闭国内很多地区的工厂和学校。”

“中国政府还拨出大量医疗和其他资源来抗疫。这些措施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功，中国的新感染病例已经开始下降。访问了武汉和中国其他城市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代表团团长称赞其 ‘全政府、全社会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最灵活的’……”

“因此，中国为抗击新冠而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不够及时，但却是非常必要的。”

这些句子不过是对中共政策不加批判的认可。不加批判，因为我们对官僚的唯一批评是它的措施“不够及时”，且之前曾试图瞒报。然而，当“北京”（即中央政府）最终行动起来时，我们的分歧消失了。荒谬的是，这篇文章为中共唱赞歌的基础是世卫组织，而世卫组织是帝国主义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我们现在驳斥这篇文章，它是对托洛茨基主义原则的背叛。

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封锁转向“与病毒共存”的战略，中共却坚定地坚持其反动的“清零”战略。帝国主义列强感受到了清零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此感到愤怒。亦步亦趋的，国际上的 “社会主义”左派多数要么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转变，转而谴责中国的政策，要么干脆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然而，对于全世界大多数假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情况非常尴尬，因为中共正在实施他们两年半以来一直倡导的东西：严厉而长期的封锁，直到病例清零。

2021年4月以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明确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封锁，解释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利益每一步都与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冲突，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对疫情的反应与任何工人阶级改善其条件的进步斗争相冲突（请参阅“打倒封锁！”，第6页）。我们现在将这种基本方法应用于中国。包括我们组织内部在内的一些支持中国封锁的主要论点是：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封锁比资本家的封锁更具进步性。诚然，经济的集体化本质使中国能够以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调动资源以应对新冠的威胁。然而，这些资源的调动并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统治着这个国家的特权官僚阶层的利益。这种官僚基本上与1924年以来统治苏联的官僚具有相同的性质，列夫·托洛茨基对此做了最好的分析。他解释说：

“官僚集团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但是官僚统治进一步演变下去可能催生新的统治阶级：这种催生不是通过自然变质，而是通过反革命而产生。我们把斯大林主义机器称为中派，正是因为它起着双重的作用；今天当马克思主义领导不再存在，同时还没有这样的领导出现的时候，它用自己的方法卫护着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种方法却有利于明天敌人的胜利。谁要是不了解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双重作用，那他就什么也没有了解。”

官僚的社会根源在于孤立的工人国家的落后和物质贫困。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太低而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官僚的权力来自其作为稀缺仲裁者的角色，可以决定资源的分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之相反的是，官僚作为寄生虫依附于集体财产形式上，这使得其得统治不稳且脆弱。它夹在两股强大力量之间：一边是巨大的中国无产阶级，必然敌视统治集团的特权；另一边是世界帝国主义，其目标是最终推翻1949年革命的成果（和中共本身）以达到掠夺中国的目的。

官僚要维持特权地位，就不得不平衡难以维持的矛盾。一方面，它保卫国家财产“只因它害怕无产阶级”（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它通过让步来安抚世界帝国主义，追求虚幻的“和平共处”。官僚的主要目标始终是驾驭这些矛盾，以保持其特权地位。在疫情这类严重社会危机时期，要实现这个目标变得特别困难。

托洛茨基主义应对中国疫情的方法始于无条件地保护集体形式的财产免受内外反革命威胁。它还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中共官僚统治压制无产阶级、助长不平等和拒绝国际革命，从而加剧了对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威胁。当官僚耕耘的沃土出现危机时，中共以短视和残暴的方式应对，这反过来又为下一场危机播下了种子。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对工人国家的捍卫——无论是在疫情、战时还是任何其他危机中——不是基于对官僚政策的支持，而是基于以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推翻反社会主义、官僚中共集团，并以革命的、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工人委员会取代其统治。这种前景显然与支持中共鲁莽和反无产阶级的“动态清零”政策不可调和。

疫情的社会原因

由新冠引发的中国社会危机根源在于腐朽的世界帝国主义所导致的普遍匮乏、压迫和野蛮，并且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赋予了这种社会危机特定的国家特征。在盛赞北京为应对新冠爆发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之前，那些自称的社会主义者也许应该反思当前危机的社会状况根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益于1949年革命的成果，中国的社会和生活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善。然而，官僚的统治意味着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不成比例地流向官僚自己和正在崛起的国内资产阶级。这限制并削弱了社会进步，为当前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从一开始，官僚就明确主张，鉴于医疗保健系统的状况不佳，封锁是唯一的选择。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化苦难”的前提下享有免费的全民医疗保健。然而，近几十年来历届中共领导人推行的市场改革已经将医疗保健私有化并榨干了。尽管官僚声称95%的中国公民有医疗保险，但这是一个骗术：对于数亿中国工人和农民来说，看病或接受基本医疗要么是非常昂贵的噩梦，要么根本不可能。各种保险计划通常只覆盖一小部分费用，花费一辈子的全家积蓄来看病是很常见的。

在农村，很多地区甚至连基本的医疗基础设施都没有，而令人厌恶的户口制度意味着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在其工作地很少获得或根本得不到治疗。中国的医生数量非常少（2017年，每1,000人中有2名医生，而美国为2.6，欧盟为4.9）；护士人数少（每1,000人中有2.7名护士，而美国为15.7，欧盟为9.1）；重症监护病床数量少（每100,000人3.6张，而美国为25.8张，欧盟为11.5张）。2019年，中国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535美元，而美国为近12,000美元，欧洲为3,500美元。

医疗资源的稀缺意味着医疗体系充斥着腐败和暴利。为了弥补真正医疗服务的匮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匮乏，官僚公开推广传统医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充足的医疗只留给了那些能承担费用的资本家和特权官僚，而穷人却往往死于原本可治疗的疾病。

市场化改革在摧毁医疗体系的同时，也将城市的房地产私有化，而控制城市房地产是一些寄生虫式的公司，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投机，例如最近恒大集团的倒闭。对于许多城市劳动者来说，住房极其昂贵，导致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生活条件，而这种生活条件必然会加剧新冠和其他疾病的传播。

导致新冠传播并普遍影响劳动者健康的另一个因素是工作场所。市场改革的核心是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开放以及在中共的鼓励下有意识地发展国内资产阶级。这项政策的主要后果之一是数亿农民进入无产阶级。尽管这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进步，这些工人为资本主义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残酷的工作条件在中国普遍存在——每周工作72小时的恶劣“996”制度就是证明——推动中国空前崛起的就是对工人的过度剥削。国有企业也未能免于恶劣的条件。许多工作场所在半军事化劳动制度下运作，而这种制度是由中共控制的工会和公司党委批准和实施的。不用说，在这种制度下，工人们对健康、安全和自己的常规工作条件没有发言权。失业和无家可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沉疴积弊。官僚管理不善和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的掠夺造成的空气污染已成为大城市的一个问题，以至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远高于大多数国家，这使得相当多人口面临更大的新冠并发症风险。

这是因新冠爆发而点燃的火药箱。至于新冠本身的起源，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官僚坚称“实验室泄漏”理论纯属谎言和阴谋论。国际主义组织（IG）写了长篇文章反对这一理论，为中共辩护，暗示对官僚口径的任何质疑都相当于攻击中国（“美国对武汉的大谎言是战争宣传”，internationalist.org，2021年12月)。关于新冠的起源尚无科学共识。然而，即便我们接受IG和中共喜闻乐见的版本：即病毒起源于武汉野生动物市场——这种可能性也最大——这也丝毫不减轻官僚的过错！以往，卫生条件和控制措施的缺失，以及野生动物在人口高密度城区的混杂已经数次导致疫情爆发，例如2002年的非典。新冠的爆发不是“天灾”，而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可做的就是打击在主要城市中心出售活蝙蝠的野生动物市场。

中共及其辩护者宣扬的错误观点是，其封锁和政策是应对疫情的最佳和唯一的解决方案。事实是，当前的经济、社会和健康危机实际上主要是官僚政策的后果。

如何处理疫情的社会原因

要处理这场危机的根本社会原因，最直接的措施是大幅降低中国内部的不平等并重新分配资源，以便改善生活条件。例如，清算资产阶级并没收官僚的财富可提供资金用于大规模改善医疗保健系统，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系统，短期目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免费医疗保健。根据社会需求立即重新分配存量住房可以改善生活条件，把特权赋予工人而不是那些人脉深厚的官僚。要想拥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必须掌握在工人自己手中。然而，所有这些基本的和必要的举措都与官僚直接冲突。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举措意味着公开否定数十年来那些已经证明失败的政策；更关键的是，它们直接违背了官僚的利益，官僚的存在完全是建立在以牺牲工人阶级和农民为代价来确保自己的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的。此外，许多个别的官僚者与资本家有亲属关系，或者他们自身就是资本家。

虽然重新分配现有资源可以立即起到缓解的效果，摆脱中国物质落后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延伸到国际上，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国际计划经济才能确保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国际计划经济中，帝国主义的威胁已经消除，发展建立在最高水平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而目前最高水平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由那些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要实现这种前景，唯一的途径是对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而这种前景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是对立的，因为它会释放出推翻特权阶层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的标志一直是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输出革命”的教条。

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官僚的立场和利益，其目的明显是为了安抚帝国主义。将社会主义建设限制在既定的国界之内是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保证，即工人国家不会对国际资本主义秩序构成威胁。这种纲领扼杀了中国（1927年）、德国（1933年）、法国（1936和 1968年）、西班牙（1937年）和印度尼西亚（1965年）等国的革命，但正如托洛茨基对苏联的解释：

“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当中包括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仅仅让俄国和苏联在斯大林主义反革命下孤立起来是不够的。只要俄罗斯没有在财产形式和市场的经济开放方面进行彻底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就会认为苏联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想的是正确的。”

这完全适用于中国，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新一轮反人民共和国运动的核心。中共官僚无论表现得多么“可靠”和“温和”，无论它如何镇压中国工人阶级，在国际资产阶级眼中，它始终带着社会革命的烙印。中共非但远远没有确保中国革命的成果，反倒拒绝真正保卫革命成果的唯一途径：将革命延伸到国际上。1991-92年那场摧毁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作为反面例子彻底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一基石。同样，在中国，要么中共官僚统治被清扫下台，由革命领导层取而代之，要么反革命将带来另一个“百年屈辱”。

中共的回应

中共及其辩护者正在歌颂中国的“动态清零”做法。此处是在中共媒体上可以找到的无数例子之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之所以采取动态清零新冠病毒疫情的做法，是因为 ‘我们将14亿多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政理念的充分体现’。”

中共用以夸耀自身“成功”的标准是低死亡率、在中国境内对病毒的抑制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完全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整个做法，那么中共确实做得很好。

然而，这并不是革命者评估工人国家成败的办法。针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对苏联工业化和成功清算富农的自吹自擂，托洛茨基解释说：

“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政府像苏联政府那样，整个国家的命运集中在它手里达到那样的程度。个别资本家成功或失败，自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质量，但是他的质量确有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的作用。苏联政府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所占的地位，大体上就像一个资本家对于单个企业所占的地位一样。国民经济的集中性，使国家政权变成有巨大意义的一个因素。正因为这个缘故，评判这个政府的政策不可以根据概括的成绩，不可以根据单纯的统计数字，而要根据清醒的预见和计划的领导在取得这些成绩时所起的具体作用。” [我们的强调]

按照“清醒的预见和计划的领导”这个标杆来衡量，中共的疫情应对在各个层面都是失败的。如上所述，中共历届政权的政策大大增加了新的危险病毒出现、迅速传播到流行病水平和医疗保健系统崩溃的风险。至于病毒爆发以来的反应，中共的每一步都加剧了危机。

中共对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直接反应，被甚至包括亲中共的《工人先锋报》在内的各界普遍认为是掩饰、否认和对那些吹哨人的镇压之一。¹当明显意识到病毒正在引发重大的社会危机、武汉的医院人满为患、民众不满情绪高涨时，中共彻底改变立场，采取严厉措施，动员大量资源遏制疫情。

官僚的措施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抑制了病毒的传播。采取这些措施并非出于某种“拯救人民”的道德承诺，而是出于抑制病毒突出和加剧的社会矛盾的需要。 新冠彻底凸显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即更好的医疗保健、住房、工作条件。但这些需求与中国的现实相冲突，中国是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其弊端是稀缺、官僚主义、不平等和寄生政治政权。

工人阶级的需求是：将抗击新冠的直接斗争与解决危机根源的社会状况的斗争联系起来。官僚的需求是：遏制疫情以维持社会稳定，确保中共在应对新冠上掌握政治控制权，并集中粉碎工人阶级任何可能对其统治产生质疑的社会愿望。官僚的这些需求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指导官僚应对新冠疫情的政治考量。一个新因素是：中共在证明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优越性”和“无所不知”的“动态清零”政策上已经投入了太多，这时候回头必然会影响其政权信誉。话虽如此，随着其政策的灾难性后果日益累计，官僚很可能被迫做出彻底转变，这是斯大林主义曲折路线的特征。

中共声称其政策是为保护人民而制定的。然而，为什么人们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强行锁在家里，受到无人机、机器人和居委会的监视呢？当人们提出批评、投诉和建议时，为什么他们会受到全面审查，有时甚至被监禁？工人被锁在他们的工厂里，被阻止回家，这是为了人民吗？如果“动态清零”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针对人民实施呢？

答案很简单：中共官僚的整个存在都是建立在压迫人民的基础上的。它的特权积累是彻头彻尾的盗窃，是违背所有社会主义原则的滥用权力。由于它的统治是建立在统治机构绝对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任何对工人需求和利益的独立表达都必然会挑战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合法性。它不能让工人们说出他们的想法，因为工人们会首先谴责不平等、官僚管理不善和政治镇压。为了维护自身，官僚压制广大工人的任何主动性、批判性思想或建设性意见。

中共确实成功地将死亡率保持在低水平。然而，这个统计数据掩盖了官僚政策造成的真正恐怖。它掩盖了这样一些事实：数亿人连续数周被关在家中，没有适当的食物、药物或其他基本必需品；医院人满为患，拒绝治疗，医务人员被逼到了极限；人们被关押在卡夫卡式的隔离中心，家人分离包括孩子与父母分开；工人被锁在他们的机器上，被锁在工厂里；失业和对小企业的破坏；敢于质疑这些的人遭到广泛的审查和逮捕。这一切都打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工人和穷人眼中，只会进一步诋毁社会主义，助长反革命阵营。

托洛茨基主义的答案

与中共的谎言相反，没有官僚强加的残酷、反无产阶级的手段，保护人民的健康、保卫人民共和国是完全可能的。抗击新冠必然是一项政治任务。中共动员民众支持中国民族主义，支持习近平的绝对正确。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抗击新冠疫情打出的旗号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条件捍卫中国反对反革命以及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者的政治革命。以下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

打倒封锁！立即强制接种！中共官僚完全愿意将数百万人关押数月，进行无休止的大规模检测，但他们甚至不愿采取基本措施实施全民接种疫苗。上海被残酷封锁了两个多月，与此同时其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有38%并未完全接种疫苗。

为工人掌控劳动安全和生产而奋斗！决定什么是安全的以及如何经营工厂的应该是工人，而不是一些刀笔吏官僚或吸血的资本家。为工会摆脱官僚控制并致力于捍卫集体财产而奋斗！

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彻底修改计划经济！这必须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并且为劳动人民提供优质住房。废除户口制度！

剥夺国内资产阶级的资产！这些吸血鬼是中共官僚孕育的资本主义反革命胚胎。剥夺香港地产金融霸权，以此终结“一国两制”政策！

全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盟友是国际无产阶级，尤其是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帝国主义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官僚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反动国际政策，必须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代替。公开中共当局完整的外交信函。打倒秘密外交！

扫除斯大林主义官僚！为列宁主义的平等主义政党而奋斗，使之成为重铸后的第四国际的一部分！中国工农前进的道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而不是毛泽东或斯大林的。这意味着以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为模式的苏维埃民主和革命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