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革命攻势！

保卫和扩展1949年革命果实！

为一个在社会主义亚洲的、工农苏维埃的中国而奋斗！

本文译自英文《工人先锋报》第814、815 期 (2003 年11 月21 日、12 月5 日)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1949 年的中国革命，这是一场尽管存在极度的官僚畸形，但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世世代代身受残酷剥削的亿万农民揭竿而起，夺取了土地。凶残的军阀、贪婪的地主、吸血的放债者和卑劣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全被摧毁了。

公有中央计划经济的创立为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和摆脱农民式赤贫落后的向前发展打下了基础。1949 年革命使妇女从前的悲惨地位(以缠足这一野蛮习俗为标志) 得已巨大提高。一个被外国列强蹂躏和分裂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实现了统一，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但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代表了一个以公有经济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官僚阶层，其领导下的1949 年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与1917 年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带领下实现的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是毛泽东的斯大林民族主义军队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的产物。仿效从无产阶级篡夺政治权力的苏联斯大林官僚层，毛泽东政权宣扬社会主义──一个以物质丰富为基础、无阶级的平等社会──能在一国之内建成的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实践中，中国的“一国社会主义”同斯大林及其继承者统治下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一样，都意味着与国际工人革命的纲领对立，与世界帝国主义妥协。

尤为显著的，是中国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反对苏联的联盟，这一联盟从毛泽东在1970 年代初开始，由其继承人邓小平延续下来，并促成了苏联在1991-1992 年间最终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摧毁。对于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来说，苏联的被摧毁是一个历史性的失败。在后苏联时代，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增强了压力。譬如，针对中国少量的核武器，美国五角大楼一直在积极准备有效的先发核进攻能力，并且华盛顿布什一伙公开宣布了这一战略。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主张无条件军事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攻击和资本主义反革命。 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清除在国内严重削弱国有财产体系、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修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我们的纲领是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建立一个工农委员会（苏维埃）的政权。中国无产阶级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作为重铸的第四国际的一部分，来准备和领导这场政治革命。这个党应站在劳动群众的最前列，指导自发和局部的工人斗争，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共正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吗？

自从邓小平政权在1980 年代初引入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一种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西方资产阶级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紧紧把握政治权力的同时，正在逐步复辟资本主义。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共十六大正式给予资本家党员合法地位后，此种观点更得以大肆宣扬。“中国背弃共产主义，加入资本家的长征” ( 伦敦《卫报》，2002 年11 月9 日) 一类的标题，是当时西方媒体的典型报导。

其实，这次大会无论是对拥有六千六百万党员的中共的社会成分，还是对中共实际的意识形态来说，都没有带来任何显著的改变。官方调查表明，在中国的两百万私营主中，有六十万是已有一定党龄的党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在过去几年的私有化期间接管了他们经营的中小型国企的中共长期管理干部。

此外，一些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团体也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圈内的常规智慧，即“走资派主义” 已在中国掌握政权者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英国为中心、由彼得·塔菲(Peter Taaffe) 领导的派系在评论中共十六大时这样写道，“中国正在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执政集团仍试图通过渐进方式和保持压制性的权威主义统治来进行这一过程”(《社会主义者报》， 2002 年11 月22 日)。 塔菲派及其同类把中国政府归类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政权，他们这样就能够以促进“民主”为名，把其支持有帝国主义撑腰的中国反共势力的行径合理化，正如他们1991 年支持叶利钦在苏联的“民主”反革命一样。

坚持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官僚化畸形的无产阶级政权，这并不代表我们拒绝承认或低估大陆新兴资本家和港台老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在中国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许多中共党政高官的亲属都是私营商人，这些亲属或是某某领导人的儿子、兄弟、甥侄，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说，这样的亲属便是女婿了。

尽管如此，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主体的政治权力仍然是以作为中国经济核心的公有成分为基础的。再者，中共政权的经济政策继续被有可能推翻其统治的、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中的社会动荡所约束着。这种情况在1989 年几乎发生：以学生为中心的要求政治自由化和反对腐败的抗议引发了一场自发的、后被忠于当局的军队血腥镇压的工人反抗(关于这场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详细评论，见《工人先锋报》第714、715 期,1999 年5 月28 日、6 月11 日的文章，“天安门十周年纪念──中国：同资本主义复辟作斗争！为工人政治革命而奋斗！”)。

如同在东欧和前苏联一样，伴随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所出现的，将是斯大林波拿巴主义的瓦解和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崩裂。北京斯大林主义政权鼓励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政策(和官僚在意识形态上相应的右倾)日益滋长着这样一些社会力量，它们会在中共不再能够独揽政权的时候，发展成由帝国主义指使的、公开反革命的党派。这一点在今天是资本主义据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在资产阶级反对党的香港，表现得非常明显。2003 年夏，香港民主党组织了华盛顿布什政府及其伦敦小伙计公开支持的大型反共示威。

旅美中国右翼流亡学者郭苏建在2003 年8 月《当代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题为“中国所有制改革之方向和程度” 的文章(“The Ownership Reform in China: What Direction and How Far? ”)。 郭文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或正在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提出异议。郭曾是“中共中央前政策分析专家”。 由于他目前的意识形态偏见，郭低估了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并认为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中共上层领导人还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但这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共代言人却明白这样一个包括那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左派人士都不明白的基本道理：

“怎样把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在现存的政治体制和结构内私有化, 确实是非常有问题的, 而且在技术上也行不通。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 在共产党执政及其政治体制完整的条件下,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成功地进行私有化。”（着重标记来自原文)

中共领导人看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前苏联在1980 年代末至1990 年代初之间发生的事件，从中总结了教训，并据此采取行动。他们还从1989 年危及其统治的天安门抗议中吸取了教训，即使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也不容许任何政治自由。中共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派系丛生的斯大林主义党，而1997 年继承邓小平衣钵的江泽民政权却能在党内阻止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以外，无论其左或其右，今日中国大陆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重要的异议运动势力。

中国斯大林主义的新幻想

在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退的环境中出现的中国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使中共领导层、干部及其附属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得意洋洋的情绪；而在被国有企业解雇的千百万工人、从乡村来的贫困民工、在细小耕地上依靠简陋农具勉强为生的穷苦农民当中，却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但是，在持主流政治观点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却有这样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观点：中国已通过某种途径找到了介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旧式斯大林主义“命令经济”的僵化状态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

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在年轻的时候无疑是认同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所宣称的中国能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 的信条的， 但现在他们却认为那种观念是“教条思想”的产物， 并自视为面对真实世界的冷静现实主义者。然而，驱使着江、胡及其同伙的伟大幻想是毛主席最狂放的想象所不及的。

当今的中共领袖们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把中国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而实现其现代化，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一个21 世纪的全球超级大国。中共领导层真地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和操纵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使这些银行帮助建设中国，从而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超过美、德、日。尽管中共领导层相信自己正在把中国建设成超级大国，但他们实际上却在为把中国拖回到1949 年革命之前、遭受帝国主义无限制奴役的道路而清除障碍。

自苏联被摧毁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加强挑衅，这足以表明世界资产阶级是不会容忍北京官僚的强国梦的。过去十年间，美国五角大楼除调派其兵力的相当一部分进驻环太平洋地区之外，同时推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随着美国入侵和干预阿富汗及中亚地区和在菲律宾等地重新驻军，它已显著增强了对中国的军事钳制。北京当局支持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这只能鼓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革命攻势。此外，中国还加入了对北朝鲜核武开发计划的攻势──这是民族主义的、最终只会削弱中国畸形工人国家本身的背叛行径：在北朝鲜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将会为那些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壮胆。

诚然，执政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者面对美国的军事围堵并不是完全束手待毙的。他们两年前对美国侦察机的挑衅事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也抗拒了美国提出的对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进行经济禁运的要求。但是，斯大林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白日梦只能使中国群众放松警惕，削弱他们对自己的工人国家的保卫。

与帝国主义支持的血腥反革命不同的一条出路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广泛的、特别是由国有企业大量裁员所引起的群众示威和工人斗争。 到目前为止，当局通过镇压与让步相结合的办法，把这些示威和抗议控制在局部的、经济斗争水平上。即使这样，中国根本上仍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社会。这些爆炸性的社会压力迟早会粉碎执政官僚层的政治架构。到时，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命运将会被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受资本主义奴役，被帝国主义征服。

这场重大斗争的结局，不仅对中国的劳动群众，而且对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就象苏联被反革命摧毁之后的情况一样，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也将使帝国主义者对他们本国的工人和半殖民地人民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打击压制。 而且，帝国主义者之间为争夺谁来剥削中国所展开的竞争也会激化， 从而把全球进一步推向新的一轮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就更加强调了国际无产阶级需要保卫中国革命成果的责任。 另一方面，一场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政治革命将深深地震撼全世界。

一个工农委员会的政府将会无偿地剥夺大陆和海外华人资本家、西方及日本投资商亿万美元的生产财富，重新建立一个中央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实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这一经济将不会被闭关自守的官僚层用武断的“行政命令”所支配(造成像毛的“大跃进” 那样的灾难)，而会由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来管理。

这些措施将会引起帝国主义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例如经济禁运)的强烈敌意。但在国际上，包括在帝国主义核心国家内的工人和被压迫者之中，这些政策将会得到广大的同情和支持。

由于被“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侵蚀，连最左派的中国工人都可能会觉得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遥遥无期、甚至流于空想。自从苏联被摧毁之后，资产阶级就一直在滋养一种“共产主义已死”的意识氛围。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革命无疑将会打破这种氛围，使东亚工业强国日本的无产阶级激进化，激发朝鲜革命统一的斗争(在被围困的北方进行政治革命，在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南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被帝国主义紧缩节制政策榨干了血汗的地区的广大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将复兴十多年来被资本主义贫困压得意志消沉的俄国劳动人民。

最终，只有在国际范围内，特别在北美、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核心国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国才能作为社会主义亚洲的一部分而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为了为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提供必需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力于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

中国经济的核心公有成分

中共领导层给中国经济的官式称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的”(即公有制的)那些因素促成了中国近年来的正面经济发展，包括大幅度增加国内基建投资(例如市政建设、运河、铁路和规模庞大的三峡大坝工程)，以及成功渡过1997─1998 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和随后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衰退。而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发展负有责任的却正是那些市场方面的因素， 这些负面发展包括日益增长的贫富差异，越来越多人加入赤贫的行列，几千万国企工人被解雇，农村无法为生的农民在城市里形成贫困的民工大军。

今日中国的经济，其核心公有成分仍然起着支配作用，但由于矛盾的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间不断转变的互动，这种作用并不稳定连贯。2001 年，国有企业和部分国有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的生产总值占中国工业总输出的57% (《中国统计年鉴》[2002 年])。但这一简单的统计数字掩盖了国有工业的战略中心性。包括外资在内的私人企业在劳动密集、生产轻工业产品的工厂中占大多数；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现代军事工业的绝大多数则集中在国有企业中，正是这些企业使中国能够发射载人飞船。更为重要的是，国有工业给予中国制造核武器和远程导弹以抵挡美帝国主义核武先发制人政策威胁的能力。

中国所有主要银行都是国有的，几乎所有的家庭储蓄都集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手中，其总值约一万亿美元。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是维持并扩大国有工业生产、整体扩张国有经济部门的关键。

在1998─2001 年间，中国的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2%增长到20%，增长最多、最快的成分是对基础建设的投资：三年中增长了81%，而且这种增长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北美和西欧最富裕的国家──加紧进行财政紧缩的同时发生的。长江黄河间南水北引的运河灌溉网络修建的计划总投资是590 亿美元，另外420 亿美元将被用来扩建中国的国有铁路系统。与此相比，去年在中国的所有直接外汇投资总额为530 亿美元。

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持续所有权使北京政权到目前为止还可以有效地(但并不完全地)控制出入大陆的货币资本流动。中国的货币“元”(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也不能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被(合法)买卖。人民币被限制兑换使中国免受短期资本(又称“热钱”) 大起大落流动的危害。 这种短期资本对拉丁美洲以至东亚的第三世界新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定期地进行大肆破坏。

另外，北京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维持着人民币越来越低估的状态(用“自由市场” 的术语来说)，因此造成美、欧、日资本家的强烈不满。一个象英国那样的二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是不能象中国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控制它的货币汇率的；假如它这样做的话，不出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投机的货币资本就会涌入伦敦的金融中心，迫使英镑升值，而置布莱尔政府的想法和做法于不顾。

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想要消灭和破坏的，正是上述的中国经济的核心公有成分。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新殖民统治下的血汗工厂。华尔街高盛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 的中国“专家”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 断言，“根本的事实是，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其他各地的低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枢；与近来的忧虑相反，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成为中国的高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枢”( 伦敦《金融时报》，2003 年2 月25 日)。高盛这位专家不过是将华尔街对中国未来的大计投射到中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上而已。

然而，北京官僚放弃国家对外贸的严格垄断只会帮助华尔街实现它的大计。虽然中国经济近几年经历了迅速的发展，但即使是与较小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它还是落后的。北京近来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筑，起重机到处可见。 但一位刚从中国归来的同志告诉《工人先锋报》，事实往往是这样的：“施工队伍总是非常庞大，在运土时，除了小推车和槁头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器具。有一次，我在北京城边看到三十多人修一堵三英尺高的砖墙，他们是用马车来运砖的。”

虽然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出口持续以创记录的水平增长，但这些出口产品大多是低工资、低价值的轻工业产品和消费品，如服装、玩具和家用器材。正如安德森指出的，中国在1993─ 2002 年间的工业总输出的增加──从4800 亿美元增加到13000 亿美元──几乎全部被其工业产品(如机器和资本设备)购买总量的增加所抵消。

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的中国工业是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美、日和西欧的经济竞争的。托洛茨基对苏联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驳完全适用于今日的中国：

“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它的进出口数字告诉我们, 除了军事干涉之外, 它还拥有其它的说服工具。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 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 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

──《列宁后的第三国际》(1928 年)

一个孤立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工人国家用以抵抗廉价商品干涉的主要武器就是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即政府对进出口的严格控制(对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见《工人先锋报》第782 期,2002 年5 月31 日的文章，“工人抗议震动中国”(下))。但解决中国经济落后的最终答案，同时也是通向无阶级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道路，是将中国与国际计划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帝国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战略

这里，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以美国为主的世界帝国主义代理和代言人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所提出的方案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几年前在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中是这样总结这一方案的：“[我们]最重要的建议是改变政府的角色，使它从一个控制者和生产者的角色转变成一个更加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系统的设计师。”

世界银行的头号“建议”是让国有银行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贷款，并对盈利企业提高利率和实施更严格的偿还期限的规则。如果中国的银行实行这种“紧缩银根”政策的话，就会有另外几百万工人流浪街头。这种作法也会永久地破坏中国现代资本密集型生产用品产业(如机床、重型电气设备、农业机械和建筑设备等)的一大部分。

在一个更根本的层次上来说，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家们试图用他们自己的银行来取代中国的国有银行。中国的银行不能提供比世界金融市场更高的回报率，向外国银行开放中国的金融系统将会导致资金的大量外流。中国经济剩余的一大部分就将流入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用来购买美、欧、日帝国主义国内财团和国家的证券，中国工农的积蓄就会这样去帮助美国五角大楼制造瞄准中国的核导弹！事实上，中国政府正动用其庞大外汇储备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库券，并承诺会买更多，这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真正罪行。

过去几年，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类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代理“建议”中国政府通过缩减基础建设投资的办法来减低预算赤字。这种财政紧缩的作法将会损害许多最穷困、最受压迫的劳动者的生计。上海和北京等地的城市建设主要雇佣的是从农村来的民工，而内陆的大型建设项目(运河修筑、铁路架轨)雇佣的也是贫苦的农民。此外，缩减基建项目会减慢和逆转中国的经济发展。例如，铁路系统的扩展对于在经济上连接较富裕的沿海省份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近几个月来，美、欧、日统治集团对中国政府的主要经济要求是将人民币升值。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会急剧减低中国的出口收入和产量，许多私有和国营企业将被迫裁减工人、减少生产、甚至遭受破产。

在当前美国、西欧和日本资产阶级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国有金融体系展开的一个更根本的攻击。这些帝国主义者企图迫使北京当局实行人民币的全面兑换，从而打开中国市场，使华尔街、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能够无限制地对中国实行金融渗透。

私有化：表象和现实

过去二十年间，不管是从企业的数量，还是从劳动力和生产量来看，国有工业的一大部分已经被私有化。大部分小型企业往往被直接卖给它们以往的管理人员；较大型的企业则通过股份制而被“私有化”。当中国十年前开设第一个股票市场的时候，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媒体喜形于色，它们认为这是“共产主义”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240 家公司中，一些是政府控有大多数股份，另一些政府也有相当大的少数股权。由于中共独揽政权，实际上后者也是被政府控制的。中国没有工人的民主，但也没有股东的民主。如果一个不满的股票持有人鲁莽到要组织股东大会撤换在职管理人员(这些人往往是政治上很有关系的中共干部)的话，他可能很快就会处于极糟糕的处境。

中国的公司股东不享有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所有权。他们有权享有源于其金融资产的收入；如果聪明或好运的话，还可以买卖股票来赚取差价。但他们不能决定和影响公司的管理和政策：这些是由各种经常互相冲突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决定的。

在这方面，四川金顶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四川金顶是一家位于中国西部省份四川乐山市的水泥生产企业，成立于1980 年代后期，1990 年代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盈利不错。1997 年，同时担任中共乐山市委副书记的公司总经理(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安排)顾松(音译)，在其双重职能下，安排金顶接管了市内一家亏损的国企大渡河钢铁。这一买卖显然不符合经济逻辑，但又为什么会发生呢？这是因为大渡河钢铁的工人为讨回拖欠他们的工资进行过暴力抗议，所以当地中共领导就利用金顶的大量现金储备来平息本地的工人骚动。由此可见，这种影响公司财政状况的管理决定是根据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原因作出的。

两位澳大利亚经济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金融结构的著作，其中是这样描述中国股份公司的真实特征的：

“中国股票市场的关键问题是, 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实际反映了国有制在很多上市公司中所占的持续主导地位。”“所以, 对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来说, 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是不存在的, 由此可见, 公司管理者的不良决策只会面对来自‘局内人’或‘局外人’的有限的处罚威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的影响力比其拥有的所有权主导地位更加深远。”

— James Laurenceson 和Joseph C.H. Chai 《中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2003 年)

这两位作者然后引述了一项研究来说明，“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国家在董事会中的代表远远超过与其可观的所有权比例相适应的程度”。

另外，中国的股票和公司债券市场只占金融资产总体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资产的绝大部分仍然集中在国有银行手中。因此，股份制公司的主要外部融资来自银行贷款。 简单地说，两大证券交易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与它们当初还是完全的国有企业时相比，仍保持着同样的管理和相似的财政安排。

有人会问：这样的状况在今天也许是事实，但到明天还会如此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将由政治冲突来决定，而不被这样或那样的股市管理规则的变化所左右。

2003 年夏，中国政府首次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严格限制下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购买人民币普通股票(用人民币计价。译者注：即A 股)。一个外国投资者不能控有一家公司超过10% 的市场资本，而所有外国投资者在一家公司的总控股则不能超过20%。 瑞士联合银行(UBS)是第一个利用这一机会的外国投资商，它购买了包括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家宝山钢铁在内的一些公司的股票。

如果瑞士联合银行对在宝钢的投资收益不满的话，它会怎么办呢？它很可能在即使亏损的情况下，买掉自己的股票。但如果一群西方银行贿赂收买了中国经济官员，撤除了宝钢的在职管理人员，并代之以他们喜欢的新管理层，结果又会如何呢？西方金融家这种控制中国最大钢铁生产家的企图将是对中共政治权威的直接挑战，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对腐败的官员进行起诉，并对有染的外国银行实行某种惩罚性措施。不然的话，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和银行的管理人员就会成为帝国主义金融家和工业家的雇佣代理，中国政府将会开始失去执行自己经济政策的能力，而中共则会象戈尔巴乔夫时代(1985─1991 年)的苏共一样堕入派系斗争的大混乱状态。

但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派系分化也会打开一种政治局面，使从下而来的、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能够有所作为。独立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可能会形成，左派组织和政党可能会出现。最终，西方、日本和海外华人资本家可能会发现，他们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足点被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所摧毁。

中国经济近二十年来的主要结构性转变在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在过去的中央计划制度下，即使是支出大于收入的企业也能够从管辖它们的工业部门得到无偿拨款补助。同样地，企业设备更新、部门组建等形式的扩大生产所需的资金也源于这样的无偿拨款。

在1980 年代初引进“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政府期待企业成为追求最大利润和自负盈亏的组织，其外部资金由国有商业银行的有息贷款来提供。我们无从知道邓小平和其他“改革”的最初设计者们有没有真地认为这个系统会遵循新的经济教条及相应的政策准则运作；但不出所料的是，这个体系并没有成功。假如那些拖欠和无力偿还贷款的企业全被关闭的话，中国早就是经济重灾区了。但(官僚)并没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所发生的反而是“不良” 银行贷款以完全无计划、不充分和杂乱无章的形式，取代了政府的直接拨款。

在没有任何实际偿还前景的情况下，银行供给亏损或盈利企业的贷款通常被例行公事般地延期，甚至增额。结果，因“不良贷款” 远远超过创收资产，中国所有主要银行在技术上来说都是“无偿债能力”的。但由于政府一直为注资企业的银行提供资金，这种情况得以持续多年。

中央银行在1998─1999 年期间向主要商业银行提供了2000 亿美元的资金，用来换取同等金额的“不良贷款” 。这笔企业债务然后被转移到政府拥有的资产管理公司，它们应负责追回一部分贷款，并有权将拖欠债务的企业卖给私人。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动作。

中国金融系统的相对稳定基于两大因素。第一，众所周知，政府是国有银行的靠山；第二，私人银行，特别是外国银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允许与国有银行竞争。美国大型信用评价机构穆迪(Moody's)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总结道：“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从技术上来说没有偿债能力，但其充足的流动性能够舒缓压力，强劲的储蓄水平进一步反映了公众对国有银行的信任。”

西方帝国主义的有识之士知道，中国金融系统的私有化、特别是国际化是消灭中共政权经济力量的必要一步。今年初，英美银行界的半官方喉舌、伦敦的《经济学家》(2003 年3 月8 日)这样写道：

“中国的所有银行, 不是直接地、便是间接地由国家经营, 不论中央或地方, 政府干涉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贷款业务。因此, 在中国是不存在由市场驱动、按照绩优原则运作的银行的。外国投资者会发现, 在没有控制权的情况下, 创建这样的银行困难重重。

“然而, 中国人并没有让出控制权的意思。”

正如《经济学家》抱怨的，外国银行到目前为止一直被局限在中国金融系统的边缘(主要在外贸部门)。不用说，国际金融资本一直在极力与这样的限制作斗争。例如，今年初，华尔街巨人花旗银行经允许购买了中国第九大商业银行5%的股权，它随后又建立了一个合资信用卡项目，对象是中国的新富精英──资产阶级企业家、党政高干、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如工程师和学者)。对于花旗银行来说，这只是它对中国金融系统进一步渗透的起点，它在香港的总管施瑞德(Richard Stanley ) 宣称“中国是金融界的最后疆域之一”(《华尔街日报》，2003 年9 月15 日)。

江泽民及其同僚认识到，对外国银行开放中国金融系统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其一就是使中国政府支付自己开支的能力陷于瘫痪。所以，中国在两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协议中，把对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推迟到2006 年。只有到那时，中国才应该允许外国银行与中国国有银行平等地进行竞争。但在三年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由世贸组织议定的日程表自动决定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社会冲突和中国与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近几个月来，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畸形工人国家间的经济矛盾又一次显著地表现出来。

人民币之争

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称的国际交易的资本项目上是不可兑换的。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只有在支付进口和其他贸易相关的开支时，才能用人民币兑换外币(且在中央银行事先批准之后)。大陆公民所有的外币必须转入中央银行来兑换成人民币。

如期所料，近几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主要由香港金融家主导和经手的非法进出中国的货币流动。虽然对这些非法货币流动的程度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估计，但它们还没有发展到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或政府经济政策的程度。

近十年来，中国一直采用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的政策。 自从今年美元对欧元、日元和其他大多数货币贬值之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急剧下跌。许多专家估计，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交易的话，它会对美元升值20-40% 。

一些大型的美国(和欧日)的资产阶级机构也受益于人民币目前的相对低价。中国出口商品的大半以上是由外资或合资企业生产的，戴尔(Dell)和摩托罗拉(Motorola)排在中国出口公司的前十名，太平洋彼岸的巨型折扣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 ) 吸收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总量的10%。

虽然这样，美国制造商的主体仍然(有理由地)认为，他们受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作法的伤害。去年春，美全国制造商协会副主席富兰克林·瓦格(Franklin Vargo )对国会委员会说：“我们必须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结束对其货币的操纵，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商业周刊》，2003 年7 月7 日)。一批以民主党为主、共和党为附的参众两院议员正在试图通过立法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关税，用以“抵消”人民币低估的影响。另外，所有国际金融资本的重炮──美国和欧盟中央银行的头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一直在猛烈抨击北京政权，要求对人民币重新估值。

但中国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让步。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要求。”

作为对帝国主义的外交调和，胡承诺建立一个小组去“研究”未来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在多远的未来呢？香港消息灵通的《远东经济评论》(2003 年5 月29 日)对此这样写道：“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而且大多数分析家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在几年内会有所改变。对此问题的主要忧虑为，由于对银行体系缺乏信任，过快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将导致资金大幅度外流。”

北京的决策者即使计划在最近几年内保持现有汇率和外币政策，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在这方面，在资本主义据点香港的双向非法货币交易，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决口。剥夺香港金融家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财产，对于保护中国经济，使其免遭华尔街、法兰克福和东京银行的冲击破坏来说是极其必要的。

再度突出的农村问题

西方资产阶级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及其所谓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讨论通常集中于工业和金融领域，但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七亿仍是从事农业的。1949 年革命的主要社会动力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大规模起义，很多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一切农地都被国有化。

邓小平政权最早的经济“改革”之一就是解除农业的集体化，让每个农民家庭长期租用一小块土地。但土地并没有被重新私有化，而且政府对租用权的转让作出了限制。即使这样，小农间的竞争必然导致了农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分化。通过半合法或非法手段剥削较贫穷农民的一个富农阶级出现了。尽管如此，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结构在本质和表象上都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印度不同。在印度，一亿多没有土地的农民在富裕地主的大农庄劳作。

但是，因为加入世贸，中国农村经济的现存结构将不能长期延续下去。国有工业能够通过政府指令银行增加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日益增强的进口竞争的冲击。但是，中国的小农却完全不可能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粮食出口国的资本密集型、科学管理的农产品业竞争。因此，北京政权在规规矩矩地降低了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和配额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随机应变的保护主义措施：继去年对转基因谷物的进口实施新的“安全管理条例”之后，今年又以菌类“污染” 为由(尽管这种菌类在中国大豆中也普遍存在)阻止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进口。

尽管如此，当局农业政策的基本路线并不是要保护广大小农，而是要向实质上的大型私有农场过渡。因此，在十月举行的一次全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对耕地转让权进一步放松限制的决议。 一位报导此次会议的美国记者写道：“一位农学家认为，中国担心世贸组织内其他国家粮食产品的竞争，而大型农场的出现将会增加中国的农业效率”(《华盛顿邮报》，2003 年10 月15 日)。

然而，不管在农业还是在其他方面，中共领导层的决议和动机并不会自动地、必然地变成经济现实。1949 年革命对中国农民来说仍记忆犹新，贫穷的农民知道他们的祖辈曾对残酷的地主和贪婪的放债者施予粗暴的平民正义，今天中国梦想成为地主的人们也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事实上，由于日益增加的繁重税收和蔓延的腐败，中国近十年来已经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农民示威和暴动。

中国确实需要从小农生产向现代、大型机械化耕种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一个以工农委员会为基础的政府，不仅会禁止或限制富农雇佣劳工和租用额外土地，还会促进农业的重新集体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由农民落后耕种凑合而成的农村公社。要想使广大的中国农民放弃自耕而加入集体农场，就必须使他们相信这样做会提高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一个工农委员会的政府会通过减免税项和提供优惠贷款的方式鼓励农民加入集体农场。

中国农业合理的集体化和现代化将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彻底转变。在农村引入现代科技──从联合收割机、化学肥料到科学农业的整个体系──将需要一个质量上比现存水平更高的工业基础。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会提高对大规模扩展城镇的产业就业、吸收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显然，在今天中国工业基础规模有限、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归根结底，这一前景进展的速度及其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取决于中国是否会得到来自一个社会主义的日本或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的支援。这再次突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工人暴动的幽灵

2000 年初，位于中国萧条的东北旧工业区的杨家障子市的一家大型国有钼矿被关闭了，企业中有可能赚钱的部分主要被当时管理人员的亲朋好友私吞，而被解雇的矿工们只得到少得可怜的离职金。于是矿工们在矿厂总部对此表示抗议，这很快升级成一场全面的工人暴动。约两万名矿工及其家属占据街道、筑起街垒、焚烧车辆、砸碎政府办公室窗户和燃烧油桶。

当局害怕工人们用矿上储存的炸药自卫，采取了谨慎行动。在两天的时间里，工人与人民武装警察(武警是80 年代中特别为镇压日益增长的社会动荡而组建的半军事部队)争斗。最终，当局不得不派遣了正规部队，并用实弹向示威者上空射击，才把这场暴动镇压下去。两年后，又是中国东北的工人们发动了自1989 年天安门萌芽政治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暴动。

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他们正坐在一座社会动荡的火山口上。去年，江泽民说：“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江及其同僚不仅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且非常失败。

据劳动部部长张左己去年的报告，自1998 年以来，2600 万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中只有1700 万得以再就业。且这方面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与1998 年的50%相比，2002 年的上半年只有9%的下岗工人得以再就业。中国很多的城市里，在街头求职的工人们成群结队，他们脖子上挂着写有自己工作技能的纸牌：电工、木匠、管子工等等。

北京政权目前用来减缓失业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不断增加政府赤字开支的办法进行内部投资，用以大规模扩张公共工程建设项目。但在不久的将来，北京的斯大林主义者不得不作出一些困难的选择。大幅度提高用税收手段收集来的社会产品的比重，将意味着侵犯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中较富裕的一部分人的利润和收入。《远东经济评论》远不是什么反资本主义的杂志，但它在2002 年10 月10 日的一篇文章中却有这样的观察：“沿海经济中活跃的私人企业在缴税方面的怠慢是臭名昭著的”。但如果大幅度降低政府开支，又将迫使另外几百万工人流落街头并削减他们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社会福利(如退休金)。 那时，中共领导层内的政策分歧同不断增长的社会压力相互作用，就可能会使官僚层开始分裂。

去年，江泽民政权被所谓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取代，由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温家宝任总理。象其前任邓小平一样，江留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即实际上的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从而继续掌握最高权力。“第四代”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反映了作用在他们身上的互相冲突的社会压力。一方面，他们更加公开地支持资本主义(例如，使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合法化，建议在宪法中保障“财产权” 等)。

但与此同时，新的中共领导层采取了比平庸的、技术官僚的江政权更浓厚的“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温家宝在即将出任总理之前冒着严寒下矿井，同矿工一起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最近，英文《中国日报》(2003 年10 月30 日)对温亲自帮助一个建筑民工要回拖欠工资的事情大加赞美，并评论道，“这一事件证明，新的与人民紧密接触的领导层在处理国内贫困阶层的问题方面，已经在群众中生根。”

除了这些“民粹主义”的姿态外，新领导层还承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富裕沿海地区同落后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如果这不只是空谈的话，它反映了政权内部在经济政策和优先考虑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所造成的派系斗争将有可能打开政局。届时的决定因素将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列宁托洛茨基主义者)介入其中去改变和提高这种觉悟的能力。

为工人民主而斗争！

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初，东欧及前苏联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幻想引进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会迅速带来西方式的生活水平。但中国的工人和城镇贫民已经从数千亿美元的外资和合资企业那里充分体验到了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的滋味。他们也感受到大陆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剥削者日益增强的势力。所有这些体验的总和就是种种恶象的日益增加──失业、经济保障的丧失、社会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两极分化。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中国对于当前的资本主义分子普遍存在一种深刻的敌意。今年初，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只有5%的答复者认为新贵们是通过合法手段致富的。去年在中共十六大期间提出的在宪法中加入“财产权”的建议，引发了普遍而强烈的反对意见。过去的几年里，也出现了许多谋杀富豪的事例。

如果说中国工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不存在多大幻想的话，他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中国政局打开的时候，那些反共反革命的团体和党派会无疑地隐藏它们对“自由市场” 经济的拥护，但同时却大力推进“民主”：换句话说，他们会提出用一人一票的形式来选举议会政府。 亲帝国主义的“异议分子” 、在香港出版《中国劳工通讯》的韩东方，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同时也是美国右翼国会议员们和反共的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官僚的宠儿。

议会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治形式，这种制度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支离为孤立的个人。在这种工厂工人的一票和经理或技术官僚的一票比重相等的选举制度里，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对媒体、教育制度和其他塑造公众观点的机构的控制，实际上操纵选民。在一切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内，不论是民选的或委任的政府官员，都是被银行和大财团所收买和雇佣的。

列宁在他对社会民主派的经典论战《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年11 月)中解释道：

“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 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 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 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 方法就愈巧妙, 愈有效)排斥群众, 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 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 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 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 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 (着重标记来自原文)

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工人只能幻想对政府拥有某些控制。但在工人国家中，工人民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或幻想，而在本质上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在象中国这样的工人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在斯大林主义的误导下变成畸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这一权力却被一个反工人阶级的官僚阶层所垄断，并且，这一官僚阶层的政策最终威胁着工人国家自身的生存。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群众只有通过自己的阶级统治机构──苏维埃(俄文“委员会”的意思)，它向所有保卫工人国家公有制根基的政党开放──所统治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实行真正的政治权力。列宁在同一文章中解释道：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 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 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 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 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 即官吏, 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 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 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着重标记来自原文)

中国面对的选择，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就是血腥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必须说明的是，无论在任何条件下，资本主义复辟都不会带来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和东欧畸形工人国家的反革命被摧毁，向中国工人预示了资本主义会为他们带来什么──自相残杀的战争、失业及贫困、全面的社会毁灭(见《工人先锋报》第809、810 期，2003 年9 月12、26 日的文章，“当年我们为何为保卫苏联而斗争”)。

在1991 年叶利钦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许多叶利钦派的“民主人士”提出，在前苏联施行新生的资本主义统治需要一个“俄国的皮诺切特(Pinochet )”。叶利钦重要盟友、苏共“民主政纲派(Democratic Platform)” 主要理论家、1991 年当选莫斯科市市长的经济学者加甫里·波波夫(Gavriil Popov) 坦承，资本主义的引入是与资产阶级民主不相容的：

“现在,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包括私有制在内的、拥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这将会是一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一方面是那些解除国有化、进行私有化、制造不平等的各种政策, 另一方面是为了达到那些目标而被发动起来的力量所具有的民粹主义特征, 这两者之间将会是矛盾的。大众渴望公平和经济平等。社会转变的过程进行得越深入, 憧憬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明显和尖锐。”

──“对民主的威胁”《纽约书评》(1990 年8 月16 日)

即使在曾经是世界工业和军事强国的前苏联，各前加盟共和国的资本主义政权也只限于从半波拿巴主义的“议会”统治到公开的独裁形式。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将会使其民众遭受更大程度的社会解体和更加严重的贫困。

此外，十月革命摧毁了旧俄国的资产阶级，而中国资产阶级却只被革命驱逐到海外，时至今日还准备收复失地、报仇雪恨，而具有战斗性的中国无产阶级就是他们反攻倒算的头号对象。资本主义复辟有可能将中国拖回到1949 年革命前由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割据状态，使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压迫和宰割中国的同时，对北朝鲜和越南施加沉重打击。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苏维埃民主，需要进行剥夺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利润制度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之对比，中国需要的是驱逐执政官僚层、建立工农兵委员会政权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革命的前提是对作为工人国家社会基础的公有经济的无条件保卫。托洛茨基在他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经典分析《被背叛的革命》(1936 年)中对政治革命的纲领进行了如下的总结：

“这并不是一个执政派别取代另一个派别的问题, 而是改变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根本方法的问题。官僚式的专政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恢复批判的权利和真正的选举自由, 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恢复苏维埃各政党的自由, 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 并要重新复兴工会。把民主带到工业中, 意味着根据劳动者的利益对生产计划进行根本的修正。” “'资产阶级分配方式’将被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 并要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 被社会平等所取代。” “青年人将享有自由呼吸、批评、犯错误和成长的机会, 科学和艺术将会挣脱锁链, 获得自由。最终, 外交政策将重新回到革命的国际主义的传统上来。”

争取工人民主与扩展革命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曾经写道，物质缺乏会造成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官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物质缺乏，于是官僚们就自视为分配和使用贫乏资源的仲裁者。历史的必然性再次向人们提出了革命国际主义这一问题：没有社会主义的美国、社会主义的欧洲和社会主义的日本，中国的劳动人民将不能消灭物质缺乏和贫困。确实，中国无产阶级以至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的命运，将由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来决定。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力于把这个唯一能够保卫中国、抵抗帝国主义支持的强大反革命势力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带给今天中国的广大工人和农村劳动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