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造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必须被对其历史角色的觉悟以及对过去阶级斗争成败的理解所武装起来.以往阶级斗争的胜利和失败铸造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篡夺了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衣钵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极大的犯罪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由历史获得的阶级觉悟的暗中破坏.缺乏与共产国际创始者们的目的和纲领的真正联系,斯大林和他的随从们不得不为其自身创立一种虚假的合法性,面目全非地歪曲和篡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术语.
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解放理想被操纵用来服务于官僚政权的镇压、谎言和特权,造成了在工人民众中广泛的士气低落和玩世不恭.1991年,苏联工人没有起来为保卫1917年十月革命所剩存的果实而斗争,这无疑是因为当他们自己的统治者加入了“共产主义死亡”的合唱时,他们看不到为保卫十月革命剩存果实而斗争的出路,也因为基本的亲社会主义的觉悟已遭到了深深地侵蚀.
斯大林主义者不仅通过使工人大众疏远“社会主义”,而且通过玷污每一个革命性的马列主义基本概念的涵义,剥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为了把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以“马列主义”的名义出售,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不得不伪造历史,并且挖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真正涵义.于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被改写成“进步人士”和“反动人士”间的道义之争;“统一战线”成为使无产阶级屈从于其阶级敌人的公式.
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发展了一套特别精神错乱的斯大林主义的语言.“资本主义”不再指一种具体的财产关系的形式;“走资派”成为毛泽东在官僚体系中敌手的称呼.学生们被称赞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被动员起来在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官僚内战中破坏工人罢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与所谓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中国与真正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修好合理化,而这一修好是在美帝国主义者在其为反对越南革命所进行的肮脏和将要失败的战争的高峰期间进行的.
今天,在中南海中统治的官僚们,争着使其自己和子孙致富,试图成为中国大陆上新的资本主义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却继续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正如他们在俄国和东欧那些把前变形和畸形工人国家拱手让给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同伙一样,中国的统治阶层必须由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来清除.那些今天致力于保卫和扩展由1949年第三次中国革命粉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成果的人们,必须重新拿起曾经鼓舞了那些探索建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利益的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们的纲领和目标.
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不断革命论为资本主义发展来迟的国家提供了革命战略的基石.这一理论预见到了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且为其所证实.1917年俄国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下夺取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革命.在中国,不断革命论,以及托洛茨基随后对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纲领的有力批判,对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断革命论是由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Parvus)于1904年至1906年间发展起来的.此理论是作为对沙皇下的俄国未来可能的革命进程的预测.最终由托洛茨基定论,这一理论认为俄国革命的性质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摧毁沙皇独裁制度,分土地给耕种者,民族问题的民主化解决等),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依靠农民的形势下才有可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的、而且把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俄国革命将是其他地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的推动力,特别是在欧洲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那里的工人革命会转而提供极为重要的物质帮助,为在俄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打开道路.
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另有两种观点.孟什维克认为,革命会按不同的阶段来发生: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争辩道,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才有可能,而且必须把他们送上台.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更为接近,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一场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提出,所必需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最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列宁认为这一革命政权将不得不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但他论证,这一俄国革命将帮助激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在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以社会主义的纲领夺取政权.
1917年成功的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观点.列宁的口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提出建立一个保卫两个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家: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1917年4月,列宁摈弃了这一口号.在他的“论策略书”中,列宁说:“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然而,正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所指出的:
“党在列宁领导下,在较激进的彼得堡委员会帮助下,半实践性地克服了‘工农民主专政’这一纲领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胃口清楚地指向无产阶级政权,尽管在理论上模棱两可,但那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从来没有正式投票采纳托洛茨基正确和必要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上的失败和没有能够明确地否定‘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成为后来以布尔什维克‘老兵’(如斯大林)姿态出现的势力,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的革命国际主义前提和涵义进行攻击的渠道.”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巴西LQB的信,1996年6月1日(国际通讯,第1期,1997年4月)
在1925至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首先是在季诺维也夫,后在布哈林/斯大林的领导下,重新提出了孟什维克的阶段论,并将这一论点运用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国共产党,要其实行解散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去的政策.虽然中国的领导干部多次地对此提出疑问和反对,他们还是遵从了莫斯科的权威.这一结果造成了革命的血腥失败国民党把中国的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中,这是一个斩断了中国工人阶级头颅的大灾难.
对于同这一背叛进行了斗争的托洛茨基来说,1925至1927年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是至关重要的.这使他把不断革命论扩展到俄国之外的国家.中国革命从反面证明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发展来迟的国家里,不断革命路线是革命变革的必由之路.1927年之后,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的旗帜下,与斯大林篡权者们展开了斗争.
早期共产国际和殖民地问题
当共产国际首次试图回答共产党与东方国家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关系时,这开辟了新的理论区域.布尔什维克对扩展十月革命的期望集中于无产阶级革命迫近可能的欧洲.除了一些个别的情况之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传统,而大多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如中国国民党,也是建立不久.在殖民地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本身是新生和幼小的.所以,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早期工作主要针对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用以在共产主义者同第二国际沙文主义的污物间划下一条深刻的纲领上的界限.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纳的“二十一条”,要求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在言辞上而且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每一个解放运动”,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士兵中做系统的宣传,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当时革命斗争已席卷大部分欧洲,列宁和托洛茨基期待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较短的一个时期内在欧洲的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成功.共产国际倾向于认为殖民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是在帝国主义中心成功革命的衍生物.1922年12月,在向苏维埃第十届代表大会俄国共产党代表们所作的报告中,托洛茨基断言,“如果单独地和孤立地分析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没有准备好的.如果孤立地分析这些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仍有一个很长的经济发展的可能.但是殖民地属于大都市中心,它们的命运紧密地与那些欧洲大都市中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五年》[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二卷)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指出了“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的重要性,“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列宁在他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当讲述组织农民苏维埃的问题时,用苏维埃中亚一部分的土耳其斯坦作为例子.俄国工人统治的成功促进了苏维埃体制在旧沙皇帝国中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区的建立.列宁做出了更普遍性的断言,大都市中心的无产阶级统治的扩展也许可以使殖民地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列宁说,“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
1920年的提纲用一种相当灵活的形式论述了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提纲断言,“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提纲特别指出,“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到1922年后期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局势已经变化了.欧洲战后的革命浪潮已经退却.当时,正如新的“东方问题提纲”所指出的,共产党在东方许多国家中已经建立.这些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的问题需要具体的解答.虽然这一提纲谴责了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但是其“反帝统一战线”一节对于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前景的问题只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答案:
“当在现存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下,在无产阶级尚不能把其苏维埃纲领的实行作为即刻任务的局限下,无产阶级拥护和促进独立民主共和国、废除所有封建权利和特权、引进妇女的权利等等这样的部分要求”
在批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同时,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清楚地超越了仅仅承认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诸如形成军事联盟以抵抗一个帝国主义势力.这一文件建议了一个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围绕民主要求这一最低纲领组成政治联盟的口号.此文件不言明地为殖民地革命提出了一个孟什维克的、两阶段的纲领,第一阶段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斗争(“反帝统一战线”)
从革命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表达的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到随后由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推行的全面灾难性的背叛,这当然是一个急剧的下降.但是共产国际的有些领导(如季诺维也夫)已逐步形成结论,认为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遥远的未来.早几个月前(1922年1月)进行的第一届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采纳了“远东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其中写道:
“虽然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共产党纲领关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划分只在某些情况下是重要的,但这种划分,特别是对远东国家来说,必须在近前的未来被视为是有效的,只要这些国家下一个发展阶段是民主的开端和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独立的阶级组织”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虽然几乎没有为在殖民地国家支部的工作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但其涵义清楚地从与会代表的发言中体现出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当时已经进入了伊斯兰同盟,萨拉喀特回教会(Sarekat Islam)当萨拉喀特于1921年开除了共产党员后,印尼共产党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红色萨拉喀特回教会”组织,但未成功.印尼四大的代表坦毛卡(Tan Malka)提议建立一个“同革命民族主义在一起的统一战线”,为泛伊斯兰主义做辩护,将其等同于“民族解放斗争”,并试图把印尼共产党加入萨拉喀特回教会合理化.四大文件改变了二大采纳的坚决反对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只是中立性地评述道,“随著民族解放运动的生长和成熟,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的口号将被政治要求所取代.”
重要的是,四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说服了不情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搁置其对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民党的反对之后的短短几个月举行的.一个中国代表宣称:
“基于反帝统一战线是在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所必需的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党已经决定同民族革命党-国民党-形成一个民族战线......如果我们不加入这个党,我们将继续孤立,去宣传一个的确是伟大而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但不为大众所跟随”
-珍·帝格拉(Jane Degras)编辑《共产国际1919-1943:文件》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第1卷(1956)
中国共产主义的创立
只有不断革命论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了早期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政策的迷惑、局限、有时甚至是错误.早期共产国际的决议没有解决远东新建立的共产党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即要到来的革命的阶级性质是什么?不断革命论预测,如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是最基本的民主要求也是不能得以解决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断革命论和阶级合作这两个相对的纲领,是在关于对中国和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策这一问题上进行斗争的.
伴随一战的经济发展为在中国和印度不断革命的前景提供了现实基础.一战使这些国家失去了从西欧列强那里来的消费物资和资本,这给予其本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以很大的动力.在中国,中国和日本拥有的企业都在战争中发展起来,为巨大的国内市场提供商品.最新的投资以沿海城市为中心,集中在棉花丝绸工厂和食品处理.到1919年,中国已有一百五十万工业工人,其中大部分是新近城市化的,仍同农村保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仍是总人口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中国无产阶级集中在几个城市中心的大企业里,这给他们以巨大的社会力量.
帝国主义的渗透在生产上引进了最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但帝国主义者也同时维持了中国的落后.外国“势力范围”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在任何真正程度上取得国家的统一.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居住在乡村,一半多的农民是完全没有土地的,而另有百分之二十虽拥有土地却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很多土地由不在当地的地主、政府官员、银行和城市资本家所拥有.他们控制着商业资本,通过地方商人和高利贷者渗入到最偏僻的乡村,然而他们同时又被外国金融资本和世界市场制度所控制.
中国工人阶级新起的爆发性增长展示了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领导广大农民的前景.中国的第一个工会是1918年才成立的.但七年之后,已有百万中国工人进行过罢工,且其中许多罢工是直接政治性的(伊罗生着《中国革命史》[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38)两年之后的1927年,中国的工会已有三百万成员,并且工人们在上海进行了胜利的起义,从而把政治权力置于伸手可得之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在这场爆发性的工人运动中获得了主导权.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于1918年组成.当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民主西方”的幻想破灭之后,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俄国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1919年五四运动是以一场大规模学生示威的日子命名的.这场示威的爆发是为了抗议凡尔赛条约给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作出全面让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领导人就是在五四运动期间招集起来的,其领袖陈独秀当时是北平国立大学的知名教授.陈独秀是一位很有天才的中文语言学家,他引进了一种简化中文书面文字的系统以使文字被广大民众所理解.作为一个革命民主派,陈独秀曾在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为国民党一个省长做过顾问.国民党对民主和进步的矫饰使他对其的幻想破灭了,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的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将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作斗争,并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而正是这一权力维持着资产阶级国家;它将把这一权力交给工人和农民,正象俄国共产党在1917年所做的那样.”
在1921年7月的成立大会上通过并采纳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拥护一个苏维埃制度的纲领,并论述了其存在的目的,“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以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所有阶级区别”(摘自格列格尔·班顿[Gregor Benton]所着的《中国城市革命家》[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Humanities Press, 1996)这一纲领在某种程度上是极左的,正如对一个非常年轻的共产党所预料的那样.此纲领拒绝任何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关的战术.它声明,“对于现存的政党,应该采取一个独立、进攻、排它的态度......我们的党应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不应同任何其他政党或团体有任何关系”(摘自陈公博[Chen Kung-po]编辑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C. Martin Wilbur, 1979])
在正退化的共产国际的干涉下,早期中国共产党沿著俄国十月革命方向探求出路的健康自发反应被逆转了.在共产国际特使马林(Henricus Sneevliet,马林是荷兰共产党员,制订了印尼共产党在印尼的加入主义政策)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8月不情愿地同意了部分地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拒绝同中国共产党签署统一战线的协议书,并坚持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受国民党的纪律约束.1923年1月,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一个月之后,苏维埃外交官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签署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声明: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这个外交附录实际上是为中国共产党进入国民党做准备的预备谈判的一部分.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项决议中包含了许多同样的内容.此决议,“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缘引所谓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弱点,得出结论认为“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务,并且进一步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位置应在国民党内.同年晚期,再次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了由部分加入转到全面加入.此会议还投票通过了一项动议,断言“国民党应该是民族革命的中坚力量且应承担领导权”到此时,党的独立性已经被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被“民族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所代替.
正如陈独秀在后来指出的,当马林于1922年建议加入国民党时,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一个由各种阶级组成的联合的党”,他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这种“四个阶级联盟”的路线与共产国际同时期的国际政策是一致的;此政策还包括象在美国的农民-工人党之类的投机.
陈独秀指出,最初所有五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反对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对国民党有深深的怀疑,非常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嗜好匪气,勾结军阀,蔑视社会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本应该在共产国际内部全面地讨论和争论,但这些不同意见却被封锁起来,不让那些反对当时苏维埃国家政权和共产国际上层官僚小集团的反对派知道.
但是,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还是发动了一场政治斗争以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不同,左派反对派没有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屈服.直到第二次中国革命失败很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陈独秀,才得知这场政治斗争.但那时,陈独秀已经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上被撤除,作了斯大林在中国阶级合作政策的血腥灾难的替罪羊.虽然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随从们试图孤立和损坏陈独秀的威望,陈独秀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拥有许多保卫者.正如班顿所描述的:
“所以,在中国有过一群人,无意中回应了、甚至预示了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两个主要主张:屈从于国民党是错误的,没有走一条独立于国民党的道路导致了共产党的失败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内萌芽的反对派听说过在俄国有政治斗争,但他们并不知道斗争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这些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本质和状态.当他们最终得以亲自读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时,其效果就象通了电一样”
托洛茨基和第二次中国革命
第二次中国革命始于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五卅惨案.抗议镇压罢工的游行前进到警察局前,其中十二人被英国军队枪杀.随后,上海号召总罢工,并迅速扩展到广州、香港和其它地方.英国商品被抵制,港口被香港海员围住.
国民党于1925年在广州建立了它的第一个“政权”,驱逐了当地的军阀.但是日益壮大的总罢工运动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1926年3月,蒋介石的广州政变是摧毁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第一枪.蒋介石逮捕了所有军队中共产党的政治人员,围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卸了他们的枪.5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禁止共产党批评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观点,并命令共产党上交一份其在国民党中工作的成员名单.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再次要求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坚持不改.鲍罗廷被莫斯科派来做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宣称共产党应该为国民党“作苦力”.蒋介石被弄成共产国际的荣誉成员,只有托洛茨基一人投了反对票.
1927年在上海发生了决定性的政治事件.当蒋介石的军队于3月接近城区时,五十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随后变成暴动.只有一百五十支手枪做武装,工人们冲击了警察局.到凌晨时军阀们已逃离了市区,无产阶级占领了上海.但是,斯大林的背叛行为把上海拱手让给了蒋介石.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当中国共产党组织欢迎蒋介石的时候,这位总司令正在会见上海黑社会的重要头目.五十家公司和银行捐助了一千万美元的军用资金给蒋介石用以雇佣上海每一个知名的恶棍去毁坏工会.3月28日,蒋介石宣布了戒严令.
当这些事件正在发展中时,托洛茨基急迫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组织苏维埃,发动一场争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1．中国革命已经占领了象上海和汉口这样重要的无产阶级中心......所有迹象都表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这些无产阶级的中心里组织工人代表的苏维埃
2．无产阶级同城市和乡村贫民间的革命合作是至关生死的事情......种被革命所唤醒的在广大民众间的具体的、真实的、日常的合作只有通过创立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形式才能被实现
3．国家的军队,其政治教育刚开始,会不可避免地因为有新的乡间力量的加入而过度膨胀起来.这些力量在政治上是完全不成熟的.军官干部是以资产阶级和地主背景为标志的在现行情况下,除建立士兵那一部分的苏维埃外,好象并没有更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危险......”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7年3月31日
同日,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把以前所有缴获的枪支都埋藏起来.斯大林已经发布了投降令,可是蒋介石却要格杀勿论.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一场血腥政变,斩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被屠杀.尽管如此,共产国际继续支持以武汉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武汉的领袖汪精卫迅速地向共产党展开了攻击,同蒋介石又走到了一起.
1927年12月,当苏联共产党(联共)第十五次大会开幕时,为了削弱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批评,斯大林以十足的伪劣手法,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号召发动了夭折的广州起义.先进的工人们虽然做出了英勇的努力,但在绝大部分的劳动民众仍处于消极的状态下,他们是没有机会成功的.当蒋介石派出四万五千部队镇压广州起义时,一个号召人们出来保卫广州的民众集会只有三百工人参加.广州公社使1927年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又增加了大约五千七百人的死亡数目.
政治评估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灾难性失败是必不可缺的,而托洛茨基是这一过程的领导者.从1926年到1931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创立,托洛茨基的焦点一直是中国.在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加入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阶级性.
当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于1923年在苏联政治局中讨论之时,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政策.但是直到1926年春,他好象并没有主要介入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斗争.托洛茨基对创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了解不多,而且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故意地一直没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同共产国际领导层间的意见分岐告知托洛茨基.正如他在之后写道的:
“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间,中国问题是先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两个人之间取得同意,然后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来处理的他们从来不曾征求过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意见......我只能偶尔预闻一下,例如,当我在政治局里投票反对接纳国民党以同情党资格加入共产国际之时只当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破裂之后,[有关中国问题的]种种秘密才逐渐透露出来”
-致伊罗生的一封信,1937年11月29日
在关于中国的争论激烈进行的时期,大部分时候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是与季诺维也夫的以列宁格勒为基地的反对派在政治上联盟的.在这一联合的反对派内部,在关于中国问题上存有重要的意见分歧.季诺维也夫同斯大林闹翻之前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对早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负有重要责任,这包括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在联合反对派内,季派反对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要求,甚至一直到国民党开始公开地执行反革命政策之后.当联合反对派于1927年秋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时候,这一问题已经是不切实际的了,因为到那时不仅蒋介石,而且所谓的国民党“左派”也已经开始反对共产党人了.
在加入问题上,托洛茨基不仅面对季派的反对,而且也面对来自他自己派别的若干成员的反对.他们或是同意季诺维也夫,如拉狄克,或是不敢把此问题争论清楚,惟恐这样会加速与季诺维夫的分裂.托洛茨基后来于1930年12月10日给迈克斯·沙特曼(Max Shachtman)的信中承认他自己在此问题上太调和了.托洛茨基写道,“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他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且在政治局中也是这样投票的但托洛茨基又写道:
“在1926年和1927年,我和季诺维也夫在此问题上一直有不停的矛盾.有两三次,这一问题曾达到了分裂的地步.我们的中央是由两个联合趋势中大约相等的人数组成的,只是一个政治集团而已.在投票决议的时候,1923反对派的观点被拉狄克原则性地背叛了,被皮达可夫无原则性地背叛了.我们一派(1923反对派)对此非常愤怒,要求把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从中央招回.但因为这是一个与季派分裂的问题,于是决定我必须公开在这一问题上屈服,让反对派在书面上了解我对此的观点......
“现在我可以确切地说,我在此问题上形式上的屈服是一个错误”
托洛茨基后来明确地断言:
“中国共产党被引导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而且斯大林和马丁诺夫用种种胡诌哲学,如‘工农党’甚至‘四个阶级联盟’隐藏该党的资产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在最紧急关头,没有自己的政党此应由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灵魂-斯大林负其全责.......
“无论任何时候和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与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1929年6月
1927年初,作为他与季诺维也夫妥协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给予了支持,尽管他在二十年前俄国革命时期就拒绝了这一口号.此口号是有缺陷的,它模糊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因如此,斯大林和布哈林能够盗用此口号为其所用,充填以阶级合作的内容.直至1927年秋,托洛茨基才明确地提出“中国革命在其新阶段将会以无产阶级专政而取得胜利,或者将不会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新机会”,1927年9月)
通过把不断革命论推广到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去,托洛茨基从政治上粉碎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他指出,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一翼的资产阶级;而殖民地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反帝斗争这一伪论,实际在原则上同孟什维克关于自由派资产阶级能够在俄国领导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的论调没有什么区别.正如托洛茨基总结道的:
“‘民主专政’在革命时期也许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面具.这就是我们的‘双重政权’(1917年)的经验和中国国民党的经验所告诫我们的.......
“在这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种互为排斥的观点:不断革命的国际革命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理论.不但在落后的中国,从总体上看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民族的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
-《不断革命论》(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Merit Publishers, 1931)
托洛茨基是什么时候得出此结论的呢?在1928年致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一封信中,托洛茨基说,自从武汉政府初始成立时,即上海大屠杀后,他就认识到不可能存在一个可行的民主专政.然而,托洛茨基公开号召不断革命论的缓慢很可能不只因为分析正在展开的革命的阶级动力的困难性.“不断革命”已经被斯大林的随从们(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罪恶.如果说托洛茨基在加入问题上做了不应该的妥协,那么他在不断革命问题上比躲闪其词还要糟糕.他甚至公开谴责了自己早期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已在俄国被证实.于是,联合反对派发表于1927年9月的政纲中载有下文:
“托洛茨基向国际阐明,在所有他同列宁有分歧的基本问题上,列宁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这一声明是向整个共产国际发表的,但斯大林集团拒绝印刷此声明.它继续指责我们为‘托洛茨基主义’”
早在1926年9月,托洛茨基指出:
“小资产阶级,不管其有多么人数众多,也不能自己决定革命政策的主线.以阶级界限为区分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巨大分歧,暗示着一场它们之间为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的斗争,而且这又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商人与工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摇摆不决”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单独只从这一论断就清楚地表明,托洛茨基明白在中国只有两个根本上互相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在内的小资产阶级不能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从这些前提出发,唯一的革命出路在于工人统治,即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当托洛茨基公开宣告不断革命论时,他不仅受到了季诺维也夫(季氏到那时已向斯大林妥协)的强烈攻击,也受到他自己的派系中主要成员的攻击.于是,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宣称,“我们-反对派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必须在不断革命这点上与托洛茨基分离”(伊萨克·多依彻[Isaac Deutscher]著《被解除武装的先知》[The Prophet Unarmed])托洛茨基后来写道,那些左派反对派中在中国问题上持最调和观点的人首先向斯大林妥协.受挫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左派反对派中的一部分认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前景无望,于是他们顺从于斯大林的民族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路线.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斗争使他的一派坚定起来,剃除失败沮丧的成分,从而能够把中国共产主义者中杰出的分子重组入左派反对派.
尽管这样,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因未能更早正式采纳不断革命论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确,一个人不能确有把握地在1918年说,在俄国证明的不断革命论将会适用于中国.沙皇的俄国有它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虽然它的工业大部分是外国拥有的,且封建落后的社会关系在乡村中占主导,但俄国并不象殖民隶属性的中国.俄国到十七世纪已经摆脱了蒙古的征服,但中国的知识界是到义和团起义(1900年)之后才真正进入现代世界的.而且,工人阶级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要小于1917年的俄国.
但是,没有清楚地说明十月革命是沿著不断革命的路程,使共产国际中斯大林的领导层较容易地伪装他们对列宁的国际主义纲领的日益摈弃.这意味着不断革命论在共产国际随后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考虑中甚至未能作为一个可能的选择.
中国的那些试图制定策略并决定自己国家革命的阶级性的干部们没有途径接触到托洛茨基早期的着作.如果他们当时知道的话,很可能会坚定其决心,当斯大林的地位还不那么巩固的时候,在共产国际中提早发起一场斗争.这也许就会以另一种方向解决中国问题上的纲领性的争论,从而使在中国出现一个不同结局,并导致在共产国际中从政治上决定一种不同的各力量的关系.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创立
蒋介石把第二次中国革命淹没在血泊中.据估计,仅在1927年一年中就有两万五千名共产党员被杀害.接踵而来的是白色恐怖,摧毁了所有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其中许多消失了,其余的被迫转入地下.1929年的世界经济崩溃所导致的混乱进一步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掩盖痕迹,斯大林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惨重失败之后继续向“左”急转.在放弃城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完全否认已有的失败,并再次号召成立苏维埃!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中的极左冒险姿态也是造成中国无产阶级士气低落、丧失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托洛茨基坚持共产党人要正视痛苦的现实.他确言道,反革命已经在中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所需要的是战术性的撤退,以便通过一系列的防御战把打散的无产阶级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只有到那时,才能为第三次中国革命奠定基础.托洛茨基确言道:
“工农得了胜利的革命以后所组成的政府,必然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领导着大多数被剥削的和被压迫的民众在他后面.但我们必须明白地了解一般的革命前途(这一点,我们必须在理论的和宣传性的文字和演词上,不倦地加以发挥)和现实政治口号的区别,所谓现实政治口号,即我们从今日始,要在这口号之下动员民众,使他们反抗军事独裁的制度.这一个中心政治口号,就是国民会议.”
-“答中国反对派”,1929年12月
立宪会议或是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与一系列革命-民主口号相联的,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和中国完全的国家独立.这些迫切的民主任务体现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之中.
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拒绝了过渡性的革命-民主口号,从而剥夺了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条件下动员群众的可能性.斯大林主义者现在声称左派反对派代表“右倾”,但是托洛茨基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指出那些把中国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之下的人“现在将试图要比左派还左,并会指责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是‘立宪幻想’和‘社会民主派偏差’”.基于不断革命论这一中心以及对中国状况的冷静评估,托洛茨基制定出了主要纲领以重组那些想要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斗争的共产党人.
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认为,因为他在中国问题上正确了,就可以招收大批群众.正如他后来指出的(“逆流而战”,1939年4月):
“对于群众来说,中国革命的被扼杀比我们的预言要重要一千倍.我们的预言可以赢得一些关心这类事情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大批群众.蒋介石军事上的胜利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沉,而这对革命派的成长不利.”
尽管托洛茨基知道经过这场失败他不能争取到广大群众,然而他却集中精力分析中国革命的教训和其他关键政治斗争,试图在共产国际内部为左派反对派争取更多的支持.他为此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承交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基本原理的批评”,后来以英文发表于《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The Third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一书中(这一材料,终于在1993年以《列宁之后的共产国际》为名由普罗米修斯研究图书馆出版,得以与俄国读者见面)中国革命的问题后来成为国际反对派成员资格的一项重要纲领性标准.
托洛茨基的努力获得了成果,特别是在中国,他的努力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几百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Communist University for the Toilers of the East, KUTV)和孙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期间被赢得到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一边.他们把托洛茨基的着作带到中国,使陈独秀和其他一小批中国共产党创党干部被争取过来.另外唯一的一个在俄国之外左派反对派得以显着吸收到共产主义干部的国家是美国.身为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美国代表而读到托洛茨基对纲领草案批评的詹姆斯·坎能(James P. Cannon)随后在美国带领一百多名其同派支持者加入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来.
王凡西于1957年所着的《双山回忆录》(Memoirs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Columbia University, 1980])是关于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活动的最好记录,也是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一部重要著作.王凡西作为一代赴苏接受政治教育的中国有为青年中的一员,曾于1927至1929年间在莫斯科学习.据王凡西回忆,大约有四百名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当斯大林主义掌权者探到关于这一迅速发展的反对派的风声时,便采取了镇压措施.这场清洗起始于一些中国学生加入左派反对派试图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的游行队伍的行动之后.学生中的十名被开除学籍潜返回乡.这些被清洗掉的学生后来创建了“我们的话”的组织,其杂志成为中国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出版物.
1928年晚期,第一个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地下小组成立.王凡西被选举为三个领导人之一.王凡西的小组把翻译托洛茨基的着作作为其主要活动.他们的第一项努力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当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学习即将结束时,他们于1929年在莫斯科炮兵学校秘密集会.学生们决定,他们中的归国人员要尽量长久保留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必要时隐藏他们的观点以便争取时间并赢得中共资深党员的尊重,在来日好有意见被听取的机会.如果被开除,他们将依旧把自己当做中国共产党的一派(这与托洛茨基在当时的政策是一致的)
到1929年,事实证明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要离开苏联是十分危险甚至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于1927年被从俄共开除,1928年被流放苏联中亚,并于1929年被驱逐到土耳其.那些中国学生切身地感受到斯大林主义者镇压的加剧.起初是在亲斯大林的中国学生手下挨打,但是到1929年之后,镇压托洛茨基主义者成了格柏乌(GPU)警察机构的工作.使格柏乌如此狂乱的正是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的消息.1929年晚期,一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学生被逼供出了一份成员名单,格柏乌当晚就进行了大搜捕.据王凡西回忆:
“在那二百多个反对派中,除了不到十名被捕后因彻底改变而得以送回中国,更有二名由西伯利亚偷越国境成功之外,全都下落不明.一定有不少同志瘐死在斯大林的监狱中,或丧命在格柏乌的排枪之下了”
俄国革命的退化产生出一个抱着狭隘的和民族主义的观念的官僚制,导致了大俄沙文主义的重现.王凡西引用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异议者安童西里加(Aton Ciliga)的描述.西里加也被关进了斯大林的监狱,他写道:“黄皮肤的共产党人遭受的待遇远远不如其他白人囚徒”.格柏乌从审讯中获得了在中国共产党中工作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名单.他们大多数遭到立刻开除,当时作为周恩来秘书的王凡西便是其中一个.
留苏归国的中国学生在早期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莫斯科的学生并不是唯一试图领悟1927年的灾难性失败并从中吸取教训的共产主义者.中国最大和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一枝是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作为斯大林背叛的替罪羊,陈独秀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虽然陈独秀早先表达过对共产国际路线的重大怀疑,但直到最终读到托洛茨基文件的中文翻译之后,他才被争取过来,坚决地反对斯大林的路线.他最先读到的文件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载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被托洛茨基对革命未来的前瞻所武装起来的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的结束语中写道: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我们]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五天之后,发表了有八十一个签名的左派反对派宣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并在随后不久出版了期刊《无产者》.
在中国共产党遭到血腥屠杀之后,那些看到托洛茨基分析的智慧和正确性的人们看来应会渴望重组他们的力量.但是普遍的历史以及我们建立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经验证明,革命重组的过程布满了雷区,这需要有一个以纲领性标准为基础的政治清晰性的严肃态度.四个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合并历经了近两年的时间,并通过托洛茨基亲自介入才完成.
在以学生为基础的几个小组中,起初有对国民代表大会口号的抵触.更主要的障碍是大多数留苏归国学生对陈独秀的敌意.学生们想到要和陈独秀团结就害怕,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听信了共产国际把陈独秀当做替罪羊的攻势.把这种不满之风扇得最厉害的是几年之后投奔了国民党的刘仁静(又名Neil Shih)刘仁静在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时拜访过他,认为自己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不可争议的领导人.
在这场两败俱伤的争执中,托洛茨基拒绝站到任何一边.但当收到并阅读了陈独秀对中共的公开信之后,他便进行了更加有力的介入.十分清楚,陈独秀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纲领.尽管陈独秀执行了共产国际灾难性的中国路线,但他深入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又重新开始去帮助创建一个在敌对的国家政权和比其大许多的斯大林主义中共夹击之下的小革命组织是十分不容易的.托洛茨基写道:
“今天我终于收到了陈独秀同志1929年12月10日信件的一份复件.对于回答所有重要问题的态度是完全清晰和正确的;特别是在民主专政的问题上,陈独秀同志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当我们拥有一个象陈独秀这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地与他的党在政治上决裂,随后被抛出党外,最后宣告他的立场同国际反对派完全一致,我们怎么能够忽视他呢?......我们反对派中的许多年轻人可以并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给中国的两封信”,1930年8-9月
正如托洛茨基认识到的,培养一个有经验的革命干部,特别是具有象陈独秀那样威望和能力的,要花费许多年.在后来的几年中,只要陈独秀继续忠实于革命纲领,托洛茨基一直介入以维护陈独秀的权威,反对那些由于小集团原因而攻击陈独秀的人.
中国的同志们组织了一个合并谈判委员会,但协议过程继续停滞不前.托洛茨基等了三个月,看见没有动静,终于在1931年1月给中国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概括了他在主要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托洛茨基认为重点是与“宗派精神”的斗争.看不出根本政治分歧,托洛茨基坚持道:“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193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CLC)成立了.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所有四个组成新组织的团体.根据后来对这一会议的各种记载,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四至五百人,在上海、香港、广州、北京、南京和武汉有地方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工业中的集中程度对于这样规模的组织来说是引人注目的.他们的工会基础在上海,在电力、电话、邮局、纺织和丝绸工厂中都有工作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香港具有战略性的大古造船厂也有工会工作组.
在国民党的狱中
中国第二次革命灾难性的失败后,只有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力图保持他们在城市工人中的根基.1930年代的确有一些零星的工人经济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然而工人大众普遍消沉疲惫,其工会和其他合法组织被摧毁,在政治上付出了沉重代价.
几乎在他们存在的整个时期,中国托洛茨基组织不得不潜入地下,先是被国民党,后来被日本占领军和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者追捕.在成立之后不到一个月,由于告密,陈独秀和彭述之以外的整个中央委员会被捕入狱;陈独秀和彭述之也于1932年晚期被捕,被从上海运到南京,送上法庭,判处了13年徒刑.
那次审判是在中国的一件大事.为了不使这两位领导人被判死刑,经过一场运动,案件终于从军事法庭转到了民事法庭.陈独秀把审判庭作讲坛,控告中国统治阶级,大胆对抗地辩护自己的革命生涯.他的开场白,一个其勇气的例证,是一篇对于不断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的热情表白.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成功,决非儒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以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辩诉状”,《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大部分领导死于狱中.陈独秀和彭述之直到1937年对日战争爆发才被释放.直到1935年王凡西出狱之后,才建立起一个可以运转的中共盟领导.这一领导机构-临时中央委员会-是在1935年晚间在上海的一次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格拉斯(C.Frank Glass,笔名李福仁),南非共产党的创党成员,在约汉内斯堡被赢得到托洛茨基主义一边.他不仅在中共盟里起了领导作用,而且他也是同其他国际反对派联系的宝贵桥梁.格拉斯在争取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伊罗生与托洛茨基合作,写下了经典着作《中国革命史》(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38)托洛茨基为此书作了序.伊罗生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分道,并从反共的方向改写了那本书的后两版(1951年,1961年),删除了托洛茨基的序言.
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者正转化成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政党.广州起义之后,在城市中再一轮的冒险主义行动造成了再一轮的失败.许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被国民党屠杀,而其他则大批地离开了党.中国共产党也把其成员送往农村,继续一些农民起义.党员中的工人成份从1927年的58%降到了1931年的不足1%.拒绝承认失败,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退却到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并称其为“苏维埃”.
1931年11月,在新的“苏维埃”首府瑞金的大会上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随著在城市成员的消耗殆尽,中国共产党在财政上日益依靠农村地区,这转而导致了在政治上倾向于较富有的农民阶层和农村商人.根据本杰明史瓦兹(Benjamin I. 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上升》一书(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per Torchbooks, 1951]),在几年之内,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都是从小农、专业人员、商人甚至贵族家庭中来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成员越来越多地来自农民,而那些来自工人的党员也早已与城市断绝了联系.正如伊罗生在1938年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写道的:
“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已在物力上使党脱离了工人阶级.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冒险主义路线又把它改变为一个农民党,在工人当中没有根基或影响.它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而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国等价物,并仿照社会革命党,提议出在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的改革.”
托洛茨基在早先引用恩格斯时注解道,一个让革命形势从手边溜走的党必然要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断言,“只有将今天与昨天的根本问题,明白而勇敢地提出来,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免于恩格斯所说的命运,换言之,即从政治观点上说,在一个时期内,趋于消灭的命运”(“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忽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使其不再是任何工人阶级的工具.确定地讲,中国共产党继续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但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一个在中国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会致力通过工人去领导一场农民战争,而中国共产党及其农民武装(“红军”)在城市中没有支持的基础,并且被他们的农民环境深深地打上了烙印.这对党员的意识造成了锐利冲击:
“工人是从社会主义之观点提出问题的,农民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要把从剥削者手里夺来的财产社会化,农民则要把它来瓜分;工人要把皇宫与花园作公用,而农民为了没有办法瓜分这些东西,便把皇宫烧了,花园捣毁了;工人打算着以国家的范围并且照着一个计划来解决各种问题,农民却以地方的范围来解决问题,并且对于集中计划,取仇视态度等等.”
-“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1932年9月
托洛茨基预想到在革命性危机中,斯大林主义者带领的农民武装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起义工人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1949年当毛泽东的农民武装在特别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赶走了蒋介石腐败的资产阶级集团时,这种冲突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城市工人从来没有被发动起来,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去为废除资本主义而斗争.虽然这样,托洛茨基的话仍是有预言性的.在中国官僚化的畸形工人国家中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农民的、偏狭的、反国际主义的意识特点,这正与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主义官僚制的保守观点完全共鸣,其间唯一区别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保卫的是在不同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
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1930年代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中心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侵蚀.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州,几乎立刻就占领得呈.1932年2月,东京在其占领区建立了满州国傀儡政权,并对上海发动了一场短暂的讨伐.占领满州之后的六年是不安的休战,直到1937年夏日本入侵华中,开始了中日战争.
根据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权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托洛茨基主义者采取了在军事上支持中国而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的政策.正如托洛茨基所表示的:“一面在蒋介石命令之下(因为,不幸,他在独立战争中掌握着政权)参加军事的斗争,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是唯一的革命政策”(“论中日战争”,1937年9月).
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这不仅仅局限于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联合,而是成为对国民党政治亲善的又一次企图.正如富兰克格拉斯解释道的:
“让我们注意到,今天‘苏维埃中国’和‘红军’完全从舞台上消失了.苏维埃中国已经变成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特别行政区’,而红军则是服从于蒋介石总司令指挥的‘八路军’.推翻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被称为国民革命胜利的条件.实际上,任何敢于说出这条自明之理的人都会被打上‘中国人民的敌人’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的烙印.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政策已经被公开抛弃了.”
-李福仁,“中华苏维埃的结局”,《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1938年1月
斯大林主义者试图诽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为“日本天皇特务”.在陈独秀1937年被释后,斯大林主义者指控他接受日本人的金钱.这一造谣中伤被击败了.托洛茨基早已料到这些谎言,预测道:“明天,与国民党同盟(正如在西班牙与尼格林同盟一样)的格柏乌将要骂我们的中国朋友是‘失败主义者’,是日本密探.我们的中国朋友之中,最好的,以陈独秀为首,也许会在国内和国际被人诬陷,被人枪毙.必须用全力指出第四国际是站在中国方面反对日本的”(“论中日战争”)
监狱和高龄开始给陈独秀带来了消耗.他现在开始提出把托洛茨基主义者埋没到“民主的”军事力量中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想法.虽然陈独秀从来没有宣布放弃托洛茨基主义,但他与其产生了根本分歧并漂移到消极冷漠之中.随著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和波兰战争的爆发,陈独秀开始怀疑苏联是否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陈独秀采取了支持“民主的”帝国主义的立场.其健康在监狱中被摧毁,陈独秀于1942年5月24日辞世.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部在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问题上产生了其他分歧,特别是随著这一战争卷入了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随著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以及日本与美国关系的日益紧张,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疏远,转向与美国联盟.甚至在日美战争于1941年12月爆发之前,罗纳德将军已经组织了美国飞行员和战斗机组成的志愿“飞虎队”,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飞行.
1940年秋,王凡西所着的“太平洋战争与中国抗战”在托洛茨基主义期刊“斗争”上发表.王凡西争论道,如果美国进入太平洋战争,中国抗战就会服从于美帝国主义的利益,从而失去其进步性;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中日战争中应采取革命失败主义的立场.彭述之争论道,中国抗战仍然是进步的并且保持其进步性,只要美国不派大批地面部队进入中国.王凡西起初把中国组织的大部分成员争取到了他的一边.但当格拉斯在从纽约与国际秘书局进行了磋商归来之后,这个局面被转变了.国际秘书局普遍地支持彭述之的立场.
我们现在同1930和40年代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距很远,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缺乏史料来辨别是什么问题造成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于1941年5月分裂成为由王凡西和彭述之领导的两个组织.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是造成分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这一特定问题本身而言,王凡西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二战中,中国的民族自决权变成了服从于美帝国主义.
1937年7月日本对华战争开始以来,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主义者给予了中国无条件的军事上的支持,抵抗日本占领.但是,王凡西正确地观察到,一旦美国介入这场战争,国民党的战争努力将会服从于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国民党的中国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是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中国的空军由美国人组成,中国的空军基地被用作美帝国主义的基地.蒋介石的军队在英国将军亚历山大指挥下在缅甸对日作战.决定性的是,是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对于如何调用中国军队有最后的决定权.当史迪威抱怨蒋介石拒绝投兵力作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蒋介石,而史迪威最终被解职.罗斯福觉得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拖住了大批日本军队,因此有用.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罗斯福是最后的决定者.
王凡西所表达的对中日战争的观点是迈克斯·沙特曼所领导的美国工人党中广泛采取的观点.而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由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创始人詹姆斯坎能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则广泛支持彭述之的观点.在1939到40年间,迈克斯沙特曼脱离第四国际,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并且拒绝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攻击.随后,沙特曼的政见把他带进了社会民主派的阵营,支持美帝国主义者对于古巴在1961年的入侵.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相对的沙特曼的工人党,是一个左翼中派组织,但是在中日战争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正确的.
正如沙特曼解释道的:国民党不止从帝国主义者那里接受军事援助,就象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那里取得军援那样.另外,蒋介石的军队决定性地服从于美帝国主义者.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列宁在一战中对波兰或塞尔维亚的态度.列宁强烈地支持波兰的独立,并且同反对这一观点的象罗沙卢森堡那样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进行了论战.但在一战的具体条件下,列宁争论道:“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时刻,不能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因为身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波兰人,对此并不能有何作为,只能象波兰社会党右派[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向帝国主义君主国之一献媚”(“自决问题讨论之总结”,1916年7月)与此类似,列宁认为塞尔维亚反抗奥匈帝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但在一战中支持这一战争就意味着支持英国、法国和俄国帝国主义强盗-塞尔维亚的盟友-对抗另外一群帝国主义.
沙特曼解释道,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实际上是保卫他们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者-的盟友.这是一个向“社会爱国主义”方向迈的一步,是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二战中支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相联的.由托洛茨基发起,“无产阶级军事政策”包括号召工会控制帝国主义军队的军事训练的口号.正如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最好也不过是要工人控制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乌托邦式的要求;最坏则是为向“民主的”同盟国的帝国主义进行社会爱国主义式调和提供基础.(见《普罗米修斯研究系列》[Prometheus Research Series],第2号,“论‘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文件”)
沙特曼对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及社会主义工人党军事支持蒋介石的正确反对,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被自己的斯大林恐惧症罩住了眼睛,没有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区别开来.据我们了解,王凡西所领导的那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没有做这一区别.但这一区别对于革命政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的力量在军事上并不是服从于美帝国主义的.因此正确的立场应该是在军事上支持毛泽东的红军抵抗日本,力图把城市工人重整旗鼓,同时揭露斯大林主义者压制社会斗争的政策,例如斯大林主义者为了不激怒国民党而拉住农民不让他们夺取地主的土地.同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到那时缺乏与工人阶级的必要联系来有效地以任何纲领和政策介入.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覆灭
在内战期间(1946-1949年),托洛茨基主义者得以进行较公开的活动,并且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成分.残酷镇压、与世隔绝、无产阶级的政治消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带来政治上很大的消耗.在人员上,没有多少无产阶级可以组织了;许多从前存在的工业基地在中日战争初期就被轰炸和炮火摧毁了.
托洛茨基自然认识到,共产国际1925到1927年间的背叛对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物力上来说都是一场破坏性的打击.然而,托洛茨基原先希望,经济回升能够复活工人阶级,使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能够再一次介入.蒋介石在斯大林的帮凶下斩断工人阶级的头颅之后,紧接着便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中国的工人阶级一直就没有从中恢复过来.陈独秀在1939年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描述道:“[工人们]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致托洛茨基”,《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
不幸的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象布尔什维克那样,建立一个流亡领导机构来协调在俄国内部的地下党的工作,以作为一种打破隔离的手段.也许有可能象托洛茨基提议的,把陈独秀那样的一两个人带到海外作为国际领导运作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设立一个有效的流亡中央的问题选择上,远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所有的选择要有限.随著十月革命的退化,莫斯科是不能去了,东亚邻国的中心城市不是被日本就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直接控制或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王凡西和彭述之领导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两翼都表现出政治上的迷惑,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去号召支持毛泽东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势力.虽然两个组织都声称认识到国民党是主要敌人,王凡西的组织号召“立即停战,但不解除斯大林主义军队武装”,而彭述之的一翼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国民议会斗争而放下武器”.
1946年和1947年送往国际秘书局的报告中,两个组织都写到参加在上海由国民党领导的要求苏联从满州撤军的示威.特别是在毛泽东于1947年未作大肆宣扬地与斯大林分道扬镳并开始号召推翻国民党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未能明确地在军事上站在毛泽东的力量一边,这一错误使他们绝断了发展的可能.
当毛泽东的军队在1949年占领城市,并建立了官僚式畸形的工人国家之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再一次被迫转入地下.终于在1952年9月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开始国有化所有资产阶级财产时,毛泽东的警察大批逮捕了近千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其同情人士.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死于毛泽东的狱中,其他服了几十年的徒刑,只有少数几名老干部,包括王凡西和彭述之得以逃亡.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被彻底摧毁了.
郑超鳞坐了二十七年的监狱,直到1979年才获释.他的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早期历史的回忆录《郑超鳞回忆录》于1986年在中国发表,其流通受到了限制.现在这本书已有英文版发行(An Oppositionist for Life: Memoi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Zheng Chaolin [Humanities Press, 1997])
在《中国城市革命家》一书中,班顿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试图影响和领导农民之前集中在城市工人中争取基础的策略提出了质疑:
“然而在日本入侵之后,这个策略已不再可行.1927年革命失败,随后又是国民党的镇压,最关键的是日本占领了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托洛茨基主义者看不到工人们在这些累积影响下已经变得被动消沉,而为了革命的成功,要在城市中的运动复苏之前就去开始组织农民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失策的根源是过度的正统做法.”
班顿的这个批评与王凡西回忆录中发表的观点相吻合.班顿同情王凡西的一翼.但是,以农民为基础的“托洛茨基主义”会很快复制偏狭保守的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实际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分子,象夫兰克格拉斯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俄尼斯汪拜克,并没有被班顿所抱怨的那种“过度的正统做法”所累.他们在1950年反对工人政治革命驱逐毛式政权的口号.这是那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错在没有赶在毛泽东前面到农村去的观点的逻辑性结论.事实是,弱小的、被赶入地下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没有力量组织听从其指挥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单位.班顿和王凡西都承认,当托洛茨基主义者几次试图进行游击战时,他们不是被斯大林主义者就是被日本军队打尽了.
班顿写道:“1949年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关于中国革命的本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断革命的还是分阶段的)的旧争论,以及推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都已归到历史书里去了”.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尽管是从反面,中国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不断革命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两段论的中国翻版被证明是赝品.毛主义的中国不是一个农民国家,或称为“四个阶级联盟”的国家.随著红军的胜利,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和国民党一起逃往了台湾,除了几个资产阶级政客在政府里短暂就职以装点门面外,政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第三条路.
1949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国家从诞生起就是官僚式畸形的.中国随后的演化-今天被毛泽东及其继承人们带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鲜明地表现出了中国这样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同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苏维埃国家间的重要区别.从我们作为一个趋势创立之日起,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一直坚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证明,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本身,最多只能导致反工人阶级的官僚政权.这种政权是在帝国主义衰落、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所造成的消沉和迷失方向以及缺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工人阶级这些条件下产生的殖民地革命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会具有明确的进步革命意义.把对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修正主义引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战略中,是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否定,不管同时表现出什么‘在殖民地国家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虔诚愿望.”
-“向著第四国际的重生”,1963年6月
把工人阶级动员起来跟随一个国际主义的先锋政党,在其身后带动起农民和其他受压迫的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砸烂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这是通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唯一道路.这正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纲领.在他们的时代,他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作为在1927年失败之后为带领无产阶级前进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他们将会被记住.在今天,必须铸造一个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继承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传统,带领无产阶级在一场与把中国带到反革命边缘的毛泽东的继承人们的斗争中前进.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象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创始者们那样,重新在今天发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道路:不断革命的道路.